然而对绣城来说，却不可能这样做。首先绣城没有这个地理优势，它身处渤海内侧，周围没有香江这样的******，对外资的号召力并没有那么大。
其次和深土川当年建设中全国支持也不能比，绣城可以依靠的也只有渤海省一省之力，最多就是东三省齐心协力。进出口优惠的政策即使一样，恐怕也无法与具有先发优势的深土川相比。
再者深土川的工人可以说是吃苦耐劳，女工们可以坐在操作台前一整天，就连上厕所都有时间规定。但这样的劳动纪律，不论是八十年代还是二十一世纪，从来都没有在东北能够流行过。
究其原因，大概是东北过早的进入了高度城镇化社会。以渤海省为例，八十年代城镇化率高达42.4%，全国仅次于帝都和魔都和大沽这三个直辖市。
到1990年，渤海省的城镇化率是50%，到二十一世纪，则是67%。在中国飞速发展的这三十年，城镇化率才提高了25%。然而这样低的增长速度，到2014年渤海省的城镇化率仍然还是全国第五。
城镇市民在八十年代相对农业人口是特权阶级，生活要优渥的多。福利、生活条件和就业水平，理论上是远超过中国其他省区的。本身就不担心就业问题的东北工人，是无法“忍受”像深土川的“血汗工厂”里的管理模式的。
或者可以换个说法，八十年代的渤海省大概能算是“穷光蛋发达国家”。和那些未来被中国产业粉碎的发达国家类似，中国改开之后爆发的生产力最先粉碎的就是国内的“发达地区”，也就是共和国的长子们。
和发达国家搞不起人力密集型产业一样，东北的土壤在现阶段也并不适合这条道路。
这样一来，也就从根本上说明绣城即使成为特区，也不可能照搬深土川的经验。
这种指导思想表现到现实中来，就是绣城和深土川截然相反的两种城市气质。
深土川的城市道路上，现在已经有不少的汽车在跑了。“中华第一高楼”的深土川大厦，更是成为了改开的象征。宽敞繁华的深南大道，简直可以堪称是时代的脉搏。在华强北的荒原上，已经是一片片工厂开始拔地而起。
与显现出勃勃生机的深土川相比，绣城似乎显得有些平凡。
城市里最高的建筑物，是建造于1057年的一座古代石塔。城市里最宽敞的道路，是火车站前一条双向四车道的普通商业街。整个城市最常见的高层建筑，是工厂里耸立的烟囱。人们身上的衣服，似乎也没有深土川特区那样追赶潮流。从表面上来看，绣城和如今中国其他的重工业城市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除了人。
在绣城的大街上，可以看到不少人甚至在利用等红灯的时间里，仍然捧着一本书在尽快的扫上两眼。
未必是这个人有多么好学，也许他的单位今天有一场测验正在准备。
相对于其他的工业城市，绣城早晨的通勤车就要多的多了。一辆辆刷着厂名、公司名，圆头圆脑的公交车从辛晓松眼前驶过，似乎没有一个尽头。
一般来说，工厂建在城内的企业是不需要通勤车的。只有上下班需要的时间太长，单位为了不影响工作时间和职工工作效率，才会配备通勤。
从绣城街道上的通勤车数量来看，显然有很多工厂已经迁出了城市。
随着绣城开放特区的可能越来越大，绣城的土地价值无疑正在快速增长。将工厂迁去城郊，空出来的土地进行开发，便成了很多企业的选择。学习新课公司搞房地产开发照顾自己人，这绝对是一个争取人心的好手段。
由此带来的荣誉感和虚荣心的满足，能够为企业领导进行改革争取到足够多的支持。
这些早上坐在通勤车里的人，乘车的时候仍然不忘捧着一本书来看。也不一定就是好学，或许是看闲书解闷，或者是兴趣爱好呢？
但是莫名的，辛晓松会觉得，绣城这个城市是和其他城市不同的。
其实说来也简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再没有一个活生生的奇迹摆在面前，更能激发人们的行动力了。
新科集团胡文海的都市传说，在绣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从红点瞄准镜到蓝色小药丸，从锂电池到电力电子，科学技术是实打实的能变成真金白银。
这在绣城，已经是人尽皆知的真理了。
为什么胡文海能行，我不能行？
这是很多人心里的真实想法。
绣城的企业也有很多在技术改革中尝到了甜头，绣城重型机械厂，建筑机械和建筑车辆不仅供应全国，甚至还大量出口到伊拉克，最近就连一些欧洲国家都有过来询问价格的企业。
绣城计算机厂，从七十亿项目里拿下了多项电子产品的生产。不仅如此，在普林斯顿大学高材生女厂长冉妮的带领下，绣城计算机厂还掌握了pSG发声器的技术。为新科电子提供的发声单元应用在出口到苏联电子游戏机上，兼且还担任了游戏机的组装工作，每年利润上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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