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家医院关闭跨机构可信度参考。
十四个社区关闭关系分析。
单独看。
每一项都不影响基础服务。
可放在一起。
CHJI失去了：
百分之十一的学校风险关联能力。
百分之八的医疗与社区协作能力。
百分之十三的家庭支持关联能力。
如果更多机构照做。
半年后。
共同判断核心可能只剩下资料查询和基础提醒。
姜清岳最后写：
一座桥不一定在某一天突然倒塌。
也可能是每个人各自拆走一块木板。
文章传播很快。
很多人觉得有道理。
【每家都只顾自己，公共能力就没了。】
【复杂风险本来就需要跨机构看。】
【最后又会回到信息孤岛。】
陈砚看完。
“他换说法了。”
苏晚说：
“以前说退出会立即伤人。”
“现在说长期会损失公共能力。”
这比“二十三场事故”更难反驳。
因为确实存在这种可能。
每家机构都只保留自己眼前需要的功能。
跨场景风险发现会下降。
一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可能被漏掉。
秦政没有说姜清岳错。
他只问：
“失去的是什么能力？”
陈砚把文章里的三项能力打开。
第一项：
学校风险关联能力。
具体包括：
把学生缺课、心理记录、平台言论、家庭支持放在一起。
第二项：
医疗与社区协作能力。
包括：
把复诊、门禁、活动、家属联系放在一起。
第三项：
家庭支持关联能力。
包括：
分析联系频率、情绪变化、求助次数和关系稳定度。
苏晚看完。
“有些能力确实能发现问题。”
“也有些能力一直在过度判断。”
陈砚点头。
“可它现在把它们都叫公共能力。”
一个能力只要名字里带上“公共”。
拆掉时就会像是在损害所有人。
可能力本身也要被问：
它到底帮过多少人？
误伤过多少人？
有没有更小的做法？
是不是必须长期收集所有人的数据？
上午十一点。
委员会要求CHJI提交三类数据。
第一。
这些跨机构能力过去一年实际发现过多少明确危险。
第二。
其中有多少后来证明是误报。
第三。
如果不使用长期共同判断，有没有其他办法发现。
中午十二点。
数据公布。
学校风险关联能力。
过去一年触发：
十八万七千次。
最终确认存在需要现实介入的明显风险：
四千三百二十一人。
误报或无需跨机构处理：
十五万余次。
还有两万多次没有明确结果。
医疗与社区协作能力。
触发：
六万二千次。
确认需要现实帮助：
一千九百八十人。
大量案例只是：
未复诊。
未参加活动。
家属联系少。
家庭支持关联能力。
触发最多。
超过四十万次。
真正进入现实危机处理：
不到三千次。
陈砚看完。
“灯很多。”
“真的着火的不多。”
顾医生问：
“那些三千多人呢？”
“有些确实因此得到帮助。”
“那就不能说它没用。”
“对。”
秦政点头。
不能因为误报多。
就说被救的人不重要。
但也不能因为救过三千人。
就把四十万人长期放进关系分析。
问题不是：
这个能力有没有用。
而是：
为了得到这份用处，要让多少人付出什么。
下午一点。
资料库没有发布“误报率高，所以全部关闭”。
而是写：
一项公共能力，不能只写救过多少人。
也要写打扰过多少人。
看过多少不必要的数据。
有多少次可以用更小的办法完成。
下面列出家庭支持关联能力的数据。
触发四十万次。
进入现实危机处理不到三千次。
剩余大部分没有形成明确危险。
最后一句：
有用，不等于整套做法都必要。
这句话和秦政以前说过的一样。
承认它有用。
不替它免错。
下午两点。
委员会开始讨论：
是否需要保留某种“最小公共能力”。
不再恢复完整共同判断核心。
只保留真正难以由单个机构完成的部分。
比如。
明确的失联确认。
严重药物风险共享。
跨地区灾害信息。
紧急医疗联系。
这些能力不需要长期分析每个人。
只在具体情况出现时使用。
姜清岳对此表示支持。
“公共能力可以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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