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里。
三个地方都来关心。
没有人指责他。
语气也都很温和。
可D-44晚上回家后,第一句话就是问妻子:
“是不是有人觉得咱们家有问题?”
妻子不知道。
女儿听见后哭了。
以为学校要把她带走。
第二天。
D-44打电话投诉。
“我只是没回老师消息。”
“为什么医院和社区都知道我有问题?”
工作人员解释:
“我们不知道您的具体情况。”
“系统只提醒多个地方同时出现风险。”
D-44反问:
“你们都不知道。”
“那为什么一起找我?”
没人答得出来。
下午一点。
听证会播放了这段投诉录音。
会场很安静。
一名灯塔技术负责人解释:
“系统没有判断D-44一定有问题。”
“只建议核对。”
用户委员问:
“那三家机构为什么都联系了他?”
“因为每家机构都有自己的责任。”
“如果三家都尽责。”
“当事人收到的就是三次介入。”
又回到了N-27事件。
每个人只做一点。
当事人收到全部。
秦政看完案例。
只说:
“灯塔不能同时叫所有人过去。”
苏晚点头。
现在的灯塔一亮。
学校知道。
医院知道。
社区也知道。
每家都怕自己没处理。
于是都行动。
真正需要的应该是:
先有一个负责核对的人。
确认这些黄灯有没有关系。
如果无关。
到此结束。
不要让三家一起扑上去。
下午两点。
委员会提出第一项修改。
当出现多个黄灯时。
灯塔不再同时通知所有机构。
只生成一个:
待核对提醒。
由其中最相关、最有责任的机构先确认。
例如。
涉及学生现实安全。
由学校先问本人。
涉及明显医疗异常。
由医院处理。
涉及家中失联。
由社区上门。
其他机构暂不行动。
除非核对后确认需要协作。
这能减少叠加干预。
但新的问题马上出现。
谁来判断哪家“最相关”?
如果由灯塔自己选。
它又开始裁决。
如果固定规则。
现实情况又很复杂。
最后。
委员会决定:
只在明确场景下预设牵头方。
无法判断时。
不自动找任何人。
进入人工值守队列。
效率会慢。
成本也会更高。
陈砚看着方案。
“又加人。”
苏晚说:
“风险不是凭空处理的。”
过去大家喜欢AI。
很大原因是它便宜。
一分钟内完成判断。
人工核对却要打电话、看记录、确认上下文。
慢。
贵。
还可能犯错。
可这就是责任的成本。
不能为了省掉这一步。
直接让三个机构同时去找一个人。
下午三点。
陈砚继续查D-44的三盏灯。
发现每盏灯本身也有问题。
学校黄灯。
系统没有确认作业平台是否故障。
医院黄灯。
系统只看见“未到诊”,不知道医生已同意延期。
社区黄灯。
把“未参加培训”当成现实支持下降。
三个信号质量都不高。
低质量的灯。
数量多了。
却被系统当成高风险。
这很像三个听不清的人。
同时说:
我好像听见有人喊救命。
最后系统认为:
三个人都听见了,肯定是真的。
可三个人可能都听见了同一台电视。
苏晚问:
“灯亮之前能不能先核验?”
陈砚说:
“可以。”
“那为什么不做?”
“慢。”
又是这个字。
灯塔的价值是提前发现。
如果每一盏灯都先人工查完。
可能错过真正危险。
但如果完全不查。
就会产生很多D-44。
秦政问:
“黄灯和红灯分开。”
陈砚抬头。
“怎么分?”
“红灯可以快。”
“黄灯别急着连。”
现实里。
明确人身危险。
失联。
严重症状。
清晰告别内容。
可以进入更快通道。
而:
没回老师消息。
没参加活动。
一次未复诊。
这些模糊信号。
不该因为数量多,就自动升级成紧急。
委员会很快增加规则。
红灯:
必须有明确事实。
可以快速协作。
黄灯:
只用于提醒本机构核对。
不得仅因三盏黄灯自动触发跨机构行动。
换句话说。
三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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