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周一上午九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二楼会议室。椭圆形的会议桌坐了二十多人,大部分是四五十岁的中老年学者,肖向东三十一岁的年纪显得格外扎眼。主持人介绍时,特意加了一句:“肖向东同志是清华大学的青年教师,也是我们新聘的特约研究员,在技术引进和成果转化方面有实践经验。”
几位老专家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好奇,也有审视。
会议开始后,先是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几位资深研究员讲了GDP增速、通胀压力、外汇储备等数据,观点都很专业,但肖向东听着听着,总觉得缺了点什么——缺了来自一线的、带着机油味和汗味的真实感受。
轮到新聘研究员发言时,主持人点了肖向东的名。
“各位老师,我想从一个具体问题谈起:我们引进技术的钱,花得值不值?”肖向东没有用讲稿,直接翻开了自己准备的图表,“这是1980-1986年全国技术引进的效益分析。从数字看,引进项目带动了产值增长,这是事实。但如果我们看另一个指标——消化吸收率,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
他在黑板上画了两个柱状图:一个是引进金额逐年上升,一个是消化吸收率基本持平在30%左右。
“为什么消化吸收率这么低?我调研了二十多家企业,发现几个普遍问题。”肖向东开始列举,“第一,引进时重硬件轻软件。买设备舍得花钱,买技术资料、培训服务就抠抠搜搜。第二,使用中重生产轻学习。设备只要能转起来就行,很少有人研究它的设计原理、工艺逻辑。第三,体制上重考核轻创新。企业领导关心的是产值、利润这些硬指标,消化吸收这种长期工作,往往排不上号。”
会议室很安静。有人记录,有人沉思,也有人皱眉。
“所以我建议,1987年的技术引进工作,应该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肖向东抛出核心观点,“具体措施可以包括:第一,设立‘消化吸收专项资金’,对成功实现国产化的项目给予奖励;第二,建立引进项目后评估制度,把消化吸收率纳入考核指标;第三,鼓励产学研结合,让高校和科研院所提前介入引进过程,边引进边学习。”
他讲完,会场沉默了几秒。然后一位戴眼镜的老研究员开口了:“小肖同志,你的调研很扎实。但有个问题——现在各地都在抢着引进,你提高门槛,会不会影响引进速度?现在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啊。”
问题很尖锐。肖向东想了想:“老师说得对,速度很重要。但如果我们只追求速度,引进一堆用不好、修不了、学不会的设备,那不是浪费外汇吗?而且从长远看,没有消化吸收,我们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跑。今天差五年,明天可能差十年。”
“那怎么平衡?”
“分层次。”肖向东早有思考,“对急需的关键设备,可以快速引进,但同时要签技术培训协议;对一般性设备,要提高消化吸收的要求;对一些我们已经有一定基础的领域,甚至可以采取‘引进-仿制-超越’的模式。”
讨论展开了。有人支持,有人质疑,但都在就事论事。肖向东第一次感受到,在这个级别的会议上,思想的碰撞可以如此直接而纯粹——不看资历,不看职位,只看观点和数据。
会议结束时,中心主任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小肖,讲得不错。下周有个小范围座谈会,关于科技体制改革,你也来参加。”
“好的,谢谢主任。”
走出三里河那座灰色大楼时,肖向东回头看了一眼。九年前,他绝对想不到自己会走进这里;九年后的今天,他不仅走进来了,还要在这里发出声音。
时代在变,他也在变。
但有些东西没变——那种想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的初心,那种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执着。
回到清华,肖向东发现宿舍门口站着一个人。是郑卫国。
“郑主任?”肖向东有些意外。
“肖老师,听说你去了发展研究中心?”郑卫国的表情很复杂,不是愤怒,也不是祝贺,而是一种深深的疲惫。
“上午刚参加完会。”
“好,好。”郑卫国点点头,“有平台是好事。但我要提醒你——站得越高,摔得越重。中心不是象牙塔,那里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变成政策,影响千万人。你要慎言。”
“我一直很慎重。”
“那就好。”郑卫国转身要走,又停住,“另外,李卫国在深圳的工厂,最近遇到点麻烦吧?”
肖向东心头一紧:“什么麻烦?”
“没什么,就是正常监管。”郑卫国说得轻描淡写,“深圳现在是特区,但不是法外之地。企业要合规经营,对吧?”
这是警告。肖向东明白了,郑卫国在告诉他:你进了中心,不代表你的朋友们就安全了。斗争的形式在变,但斗争本身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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