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周一上午九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二楼会议室。椭圆形的会议桌坐了二十多人，大部分是四五十岁的中老年学者，肖向东三十一岁的年纪显得格外扎眼。主持人介绍时，特意加了一句：“肖向东同志是清华大学的青年教师，也是我们新聘的特约研究员，在技术引进和成果转化方面有实践经验。”
几位老专家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好奇，也有审视。
会议开始后，先是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几位资深研究员讲了GDP增速、通胀压力、外汇储备等数据，观点都很专业，但肖向东听着听着，总觉得缺了点什么——缺了来自一线的、带着机油味和汗味的真实感受。
轮到新聘研究员发言时，主持人点了肖向东的名。
“各位老师，我想从一个具体问题谈起：我们引进技术的钱，花得值不值？”肖向东没有用讲稿，直接翻开了自己准备的图表，“这是1980-1986年全国技术引进的效益分析。从数字看，引进项目带动了产值增长，这是事实。但如果我们看另一个指标——消化吸收率，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
他在黑板上画了两个柱状图：一个是引进金额逐年上升，一个是消化吸收率基本持平在30%左右。
“为什么消化吸收率这么低？我调研了二十多家企业，发现几个普遍问题。”肖向东开始列举，“第一，引进时重硬件轻软件。买设备舍得花钱，买技术资料、培训服务就抠抠搜搜。第二，使用中重生产轻学习。设备只要能转起来就行，很少有人研究它的设计原理、工艺逻辑。第三，体制上重考核轻创新。企业领导关心的是产值、利润这些硬指标，消化吸收这种长期工作，往往排不上号。”
会议室很安静。有人记录，有人沉思，也有人皱眉。
“所以我建议，1987年的技术引进工作，应该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肖向东抛出核心观点，“具体措施可以包括：第一，设立‘消化吸收专项资金’，对成功实现国产化的项目给予奖励；第二，建立引进项目后评估制度，把消化吸收率纳入考核指标；第三，鼓励产学研结合，让高校和科研院所提前介入引进过程，边引进边学习。”
他讲完，会场沉默了几秒。然后一位戴眼镜的老研究员开口了：“小肖同志，你的调研很扎实。但有个问题——现在各地都在抢着引进，你提高门槛，会不会影响引进速度？现在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啊。”
问题很尖锐。肖向东想了想：“老师说得对，速度很重要。但如果我们只追求速度，引进一堆用不好、修不了、学不会的设备，那不是浪费外汇吗？而且从长远看，没有消化吸收，我们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跑。今天差五年，明天可能差十年。”
“那怎么平衡？”
“分层次。”肖向东早有思考，“对急需的关键设备，可以快速引进，但同时要签技术培训协议；对一般性设备，要提高消化吸收的要求；对一些我们已经有一定基础的领域，甚至可以采取‘引进-仿制-超越’的模式。”
讨论展开了。有人支持，有人质疑，但都在就事论事。肖向东第一次感受到，在这个级别的会议上，思想的碰撞可以如此直接而纯粹——不看资历，不看职位，只看观点和数据。
会议结束时，中心主任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小肖，讲得不错。下周有个小范围座谈会，关于科技体制改革，你也来参加。”
“好的，谢谢主任。”
走出三里河那座灰色大楼时，肖向东回头看了一眼。九年前，他绝对想不到自己会走进这里；九年后的今天，他不仅走进来了，还要在这里发出声音。
时代在变，他也在变。
但有些东西没变——那种想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的初心，那种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执着。
回到清华，肖向东发现宿舍门口站着一个人。是郑卫国。
“郑主任？”肖向东有些意外。
“肖老师，听说你去了发展研究中心？”郑卫国的表情很复杂，不是愤怒，也不是祝贺，而是一种深深的疲惫。
“上午刚参加完会。”
“好，好。”郑卫国点点头，“有平台是好事。但我要提醒你——站得越高，摔得越重。中心不是象牙塔，那里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变成政策，影响千万人。你要慎言。”
“我一直很慎重。”
“那就好。”郑卫国转身要走，又停住，“另外，李卫国在深圳的工厂，最近遇到点麻烦吧？”
肖向东心头一紧：“什么麻烦？”
“没什么，就是正常监管。”郑卫国说得轻描淡写，“深圳现在是特区，但不是法外之地。企业要合规经营，对吧？”
这是警告。肖向东明白了，郑卫国在告诉他：你进了中心，不代表你的朋友们就安全了。斗争的形式在变，但斗争本身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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