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到位,接下来的事就快了。李卫国花了三天时间,跑遍了华强北的电子市场——那时的华强北还不是“中国电子第一街”,只是一片棚户区,摆满了从香港走私进来的电子元器件。
“李先生,又要货?”一个戴金链子的潮汕老板认得他了,“上次的电阻电容还够用?”
“这次要液晶屏,电子表用的。”李卫国递上清单,“一千片,要同一批次的,参数误差不能超过5%。”
“这么严?”老板咂嘴,“这种货得从日本原厂订,贵哦。”
“贵也要。另外,测试夹具有没有?”
“夹具?”老板摇头,“那得定做。深圳没人做这个,得去香港。”
“香港谁做?”
老板写了个名字和电话:“深水埗的老陈,专做测试夹具。但你要自己去谈,我不担保。”
香港。李卫国看着那张纸条。去香港需要边防证,需要单位介绍信,需要层层审批。但他等不起——厂房租了,工人招了,设备正在安装,就缺测试夹具。
他决定冒险。
四天后,李卫国站在罗湖桥的香港一侧,手里拎着简单的公文包。过境比想象中顺利——蛇口指挥部的工作证还有效,加上说是“采购生产急需设备”,海关放行了。
深水埗的街道狭窄拥挤,招牌密密麻麻,繁体字霓虹灯在白天也亮着。老陈的铺子在一个旧唐楼的三楼,楼梯间堆满杂物,光线昏暗。
“大陆来的?”老陈五十多岁,精瘦,眼睛很亮,“做什么夹具?”
李卫国递上图纸:“电子表液晶屏测试夹具,要能同时测十六片,带自动分选功能。”
老陈看了图纸十分钟,抬头:“这设计不错,谁画的?”
“我自己。”
“大陆有懂这个的人?”老陈有些惊讶,“这夹具设计,比香港很多厂用的还先进。”
“所以来找你。”李卫国说,“能做吗?多久?多少钱?”
“能做。两周。三万港币。”
“太贵。两万。”
“两万五,不能再少。用料和工时摆在那里。”
“两万三,现金。”
老陈盯着他,突然笑了:“李生,你是真懂行。好,两万三,但要预付一万。”
成交。
回深圳的路上,李卫国算了一笔账:厂房租金、设备采购、原料进货、夹具定制、工人工资……十五万已经花了十二万。剩下的三万,要撑到第一笔订单回款。
压力巨大。但他没有跟肖向东说——远在北京的肖向东已经承受了太多,深圳这边的事,他要自己扛。
4月20日,华深电子正式开工。工人只有八个:四个是从蛇口本地招的中学毕业生,三个是从潮汕来的打工妹,还有一个是李卫国从东北老家找来的远房表弟,懂点电工。
第一天,装配收音机。简单的活儿:把电路板、扬声器、外壳组装起来,测试通电。但问题很快出现了——八个工人,一天只装了五十台,而且有五台不通电。
“李厂长,这个焊点我弄不好……”一个潮汕妹子怯生生地说。
“我教你。”李卫国蹲下来,手把手教她用电烙铁。汗水顺着额头滴到电路板上,他擦都不擦。
晚上七点,工人都下班了,李卫国一个人留在车间。他把那五台故障收音机拆开,一台台检查。问题都一样:电源线虚焊。不是工人不认真,是电烙铁温度不够,焊锡流动性差。
他连夜去了华强北,敲开已经关门的店铺,买了两台更好的电烙铁和进口焊锡丝。回来时已经凌晨,但继续工作——把白天装的五十台收音机全部重新检查一遍。
天亮时,五十台收音机整整齐齐摆在测试台上,全部通电正常。
4月25日,第一笔订单来了。是香港一家贸易公司的试单:五百台收音机,要求一周交货。单价十五港币,总价七千五百港币。
利润很薄——扣除成本,一台只能赚两块港币。但李卫国接了。不仅接了,还承诺“三天交货”。
三天,八个工人要装五百台收音机,平均每人每天要装二十台以上。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李卫国把工人分成两组:一组专门做前期准备——剪线、剥皮、上锡;一组专门组装焊接。他自己负责最关键的电路板测试。
工作台重新布置,工具重新分配,流程重新设计。他画了一张简单的流水线图,虽然简陋,但效率提高了。
第三天晚上十点,第五百台收音机测试通过。李卫国看着堆成小山的成品,手在发抖——不是累,是激动。
4月28日,香港客户来验货。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人,用挑剔的眼神抽查了五十台,全部合格。
“李生,不错。”客户难得地露出笑容,“比我想象的好。下一单,一千台,价格能不能再低点?”
“不能。”李卫国说,“但如果您加到两千台,我可以降到十四块五。”
客户想了想:“好,两千台,两周交货。但质量不能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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