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三日,周日下午三点十分。
市教育电视台的采访团队已经在校会议室架好了设备。两台摄像机从不同角度对准中央的沙发,补光灯把整个空间照得白晃晃一片,空气里有种灼热的、令人呼吸不畅的质感。
凌凡坐在沙发上,手心微微出汗。
他对面坐着两个记者——女记者三十出头,妆容精致,笑容标准;男记者年轻些,扛着录音设备,手指在键盘上快速敲击,像是在记录什么。
“凌凡同学,放轻松,”女记者声音温和,“我们就是随便聊聊,你不用紧张。”
这话凌凡一个字都不信。从进来到现在,摄像机红灯一直亮着,男记者已经换了三盘录音带,门口还站着学校宣传部的老师,全程监拍——这阵仗,绝不是“随便聊聊”。
“我们先从最简单的问题开始,”女记者翻开采访提纲,“能说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需要改变的吗?”
凌凡深吸一口气。
脑海里,虚拟大厅的控制台自动切换到“采访模式”——这不是他预设的模块,是身体在高压下的应激反应。银白色的高考适配系统开始分析问题意图,检索相关记忆,组织语言表达。
“今年六月,”他说,“高一下学期期末考试成绩出来的那天。”
“那天发生了什么?”
“我数学考了三十七分,”凌凡的声音很平静,“物理二十九分,总分全班倒数第三。放学后,我拿着成绩单在操场坐到天黑,看着教学楼一盏盏灯亮起来,突然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他说的是真话,但省略了细节——比如那天他其实是想去网吧通宵的,只是在路过操场时,突然被某种更深层的恐惧攫住了。
“所以你就下定决心要改变?”女记者问。
“对。”
“那这个过程顺利吗?有没有遇到特别困难的时候?”
凌凡停顿了三秒。
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官方的答案是“虽然遇到困难,但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都克服了”。真实的答案是“每一天都想放弃,无数次在深夜里对着课本哭,感觉自己像个傻子”。
他选择了第三个答案。
“有,”他说,“最难的不是知识本身,是打破原来的思维习惯。就像一个人习惯了用右手写字,突然要他改用左手——每个字都要重新学,每写一笔都别扭,而且写得歪歪扭扭,自己看了都难受。”
女记者眼睛亮了一下,显然对这个比喻很感兴趣:“能具体说说吗?”
“比如学数学,”凌凡说,“我以前做题,就是套公式、代数字、算答案。但后来我发现,数学不是算数,是逻辑。一道题摆在面前,你要先问:它想考什么?它给了哪些条件?这些条件之间有什么关系?想清楚了这些,再动手,事半功倍。”
男记者突然插话:“这就是你发明的‘虚拟大厅’学习法?”
凌凡心里一紧。
这个词不该出现在采访里。学校事先交代过,避免使用那些“太玄乎”的表述,要说“科学的学习方法”“系统的知识构建”。
“那是一种比喻,”凌凡谨慎地说,“意思是把知识在脑子里系统化、结构化,就像在大厅里给每个知识点安排一个房间,房间之间有走廊连接,这样要用的时候就能快速找到。”
女记者点点头,在提纲上做了标记:“听起来很形象。那你觉得,这种方法适合所有学生吗?”
又一个陷阱题。
如果回答“适合”,显得狂妄;如果回答“不适合”,又否定了自己的方法。
“学习方法是工具,”凌凡说,“就像有人用刀顺手,有人用剑顺手。我的方法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最适合我。但其他同学可以借鉴其中的思路——比如重视知识结构,比如主动思考而不是被动接收,然后结合自己的特点,发展出适合自己的方法。”
这个回答很稳妥。
女记者笑了,显然很满意。她正要问下一个问题,会议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李老师。
班主任的脸色有些凝重,他先对记者点头致意,然后走到凌凡身边,低声说:“采访暂停一下,有点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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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楼三楼,年级组长办公室。
李老师关上门,房间里除了他和凌凡,还有年级组长张老师,以及一个凌凡不认识的中年女人——穿着考究的灰色套装,手里拿着一个精致的笔记本,眼神锐利得像手术刀。
“凌凡,这是市教育局基教科的王科长,”李老师介绍道,“王科长看了你学习方法指南的初稿,有些问题想当面跟你交流。”
王科长站起身,伸出手:“凌凡同学,你好。你的稿子我仔细看了,写得不错。”
凌凡跟她握手,感觉到那只手干燥有力,握手的力度恰到好处,带着一种职业化的礼貌。
“坐,”王科长指了指沙发,“别紧张,我就是想跟你聊聊稿子里的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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