潼关以西的官道上，往日里商旅络绎、驿马如龙的景象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股股溃散的人流，如同被捣毁了巢穴的蚁群，惊惶失措、漫无目的地向西涌动。他们是潼关守军的幸存者，在经历了那场天崩地裂的爆炸和随之而来的北伐军猛攻后，侥幸逃脱，却失去了建制，失去了方向，只剩下求生的本能和对身后那支可怕军队的无边恐惧。
这些溃兵大多衣衫褴褛，甲胄不全，有的丢了兵器，有的带着伤，眼神空洞而麻木，只是机械地迈动双腿，向着他们认为更安全的西方蹒跚而行。他们口中喃喃着含糊不清的话语，大多是“地龙翻身”、“天雷”、“张节帅没了”、“全完了”之类的碎片。恐怖的记忆和绝望的情绪，如同瘟疫般在他们之间传染，也随着他们的脚步，洒向关中的大地。
起初，溃兵的数量尚不算多，稀稀拉拉。但很快，来自潼关周边零散据点、哨卡、以及附近州县闻讯后自行溃散的守军，也加入了这支逃亡大军。他们带来了更多混乱的消息，也加剧了整体的恐慌。一些胆大或凶悍的溃兵，开始沿途抢夺民户的食物、衣物，甚至骡马，与试图阻拦的乡勇或小股地方兵发生冲突，制造了更多的混乱和流血。
这股溃兵潮，最先冲击到的，是距离潼关最近的几个关隘和城镇。
武关（蓝田关，长安东南门户）的守将，在接到潼关失守的噩耗和见到第一批狼狈不堪的溃兵后，尚未从震惊中恢复，便被部下和城中士绅围住。部下劝他：“潼关天险尚且不保，我等区区武关，如何能挡？不如早做打算！”士绅则哀求：“将军，贼军势大，不可力敌。城中百姓无辜，何不……暂避锋芒？”看着城外越来越多、形容凄惨的溃兵，听着他们描述的潼关惨状，武关守将最后一丝抵抗的勇气也消散了。他没有等来北伐军的兵锋，便在一天夜里，带着亲信和部分细软，弃关而走，不知所踪。留下群龙无首的守军和惶惶不安的百姓，在次日北伐军一支偏师尚未抵达时，便自行打开了关门。
蓝田县，扼守武关通往长安的要道。县令是个科举出身的文官，颇有气节，听闻潼关失守，曾意图召集民壮，凭城据守，以待王师（他仍对长安抱有幻想）。然而，当潮水般的溃兵涌过县城，不仅带来了恐怖的战争信息，更将秩序彻底冲垮。溃兵们入城抢掠，与县中差役发生冲突，甚至冲击县衙。县令试图弹压，却反被溃兵裹挟的乱民打伤。未等北伐军到来，蓝田城已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县令在亲信保护下狼狈逃往长安，城池实际上已落入溃兵和趁乱而起的地痞无赖手中。
溃兵如同滚雪球般，越聚越多，破坏力也越来越大。他们不再是军队，而是变成了祸乱地方的流寇。所过之处，鸡犬不宁，谣言四起。关中东部，尚未被北伐军实际占领的地区，已经因为这支失控的溃兵潮，而提前陷入了秩序崩溃的边缘。
消息如同雪片般飞向长安，但比溃兵脚步更快的，是那无边无际的恐慌。
长安城内，恐慌已不再是情绪，而是一种弥漫在空气里的、黏稠得化不开的实质。皇宫中的“西幸”准备已近乎公开，大量的车辆、马匹、物资被调集到宫城和权贵府邸周围，更引发了民间对朝廷即将抛弃都城的猜疑和愤怒。市面上的粮食被抢购一空，有钱也买不到。盗匪公然在光天化日下抢劫商铺，官府无力制止。更可怕的是，关于溃兵正在东面烧杀抢掠、很快就要兵临长安城下的流言，以惊人的速度传播着，每一个细节都被添油加醋，变得更加骇人听闻。
朝廷的权威，在这末日般的氛围中，彻底崩解。神策军的将领们不再听从调遣，而是各自盘算着出路，有的暗中与城外势力（甚至可能是北伐军的探子）联络，有的加紧搜刮财物，准备逃亡。朝中大臣，除了少数死硬派还在声嘶力竭地主张“背城一战”、“号召天下勤王”（然而勤王之师在哪里？），大多数已悄然收拾行装，或托病不出，或寻借口离开长安这个即将爆炸的火药桶。
长安，这座曾经号令天下的帝国心脏，此刻仿佛一个被抽去了灵魂的巨人，徒留一具华美而腐朽的躯壳，在内外交困的绝境中，瑟瑟发抖，等待着最终的审判。
黄巢在洛阳，通过细作和前方军报，清晰地掌握着关中东部因溃兵而引起的连锁崩溃，以及长安城内愈演愈烈的末日景象。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甚至比他预想的还要“好”。
“溃兵……是最好的先锋，也是最有效的宣传队。”黄巢对林风新派来的信使（也是一名高级将领）说道，“他们用自身的狼狈和制造混乱，替我宣告了李唐的无能与我军的不可战胜。传令前方各部：对溃兵，不必急于剿灭，可驱而不歼，任其向西流窜，加剧长安恐慌。但对于趁机劫掠百姓、为害地方者，可择其首恶，当众严惩，以彰显我军纪律，收揽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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