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七月丙寅。曾经横扫六合、鞭笞天下、不可一世的始皇帝嬴政，在第五次声势浩大的东巡途中，病逝于沙丘宫（今河北广宗西北）。死亡来得突兀而隐秘，事先并无明显预兆，这位以铁腕和意志统治着空前帝国的巨人，最终倒在了他巡行天下的道路上。
随行的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的赵高，以及始皇幼子胡亥，在巨大的震惊与恐慌之后，迅速被一个更现实的难题所攫取：皇帝猝死于远离都城两千余里的行在，若消息即刻公开，必将引发难以预料的动荡。出于对帝国稳定的考虑（以及各自对权位的深切忧虑），三人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秘不发丧。他们将始皇的遗体置于可调节温度的辒辌车中，紧闭车门，每日由亲近宦官照常送入饮食，百官奏事如故，一切批答均由躲在车内的宦官模仿始皇笔迹与口吻代为决断。时值酷暑，尸体很快腐烂发臭，为掩盖那无法完全抑制的异味，李斯等人下令在车队中装载大量咸鱼，以浓烈腥臭混淆之。
与此同时，一场足以颠覆帝国命运的阴谋，在腐臭与咸腥的掩护下，于黑暗中紧锣密鼓地酝酿、发酵。赵高，这个深谙权术、野心勃勃的宦官，首先说服了本无大志却对皇位陡生贪念的胡亥，继而将目标对准了位高权重、内心充满对权力失坠恐惧的李斯。赵高以扶苏继位后必重用蒙恬、李斯相位难保相威胁，又以拥立之功、长保富贵相利诱，终使李斯在激烈的内心挣扎后，慨然太息：“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选择了妥协。三人就此合流，悍然篡改始皇遗诏！他们毁掉了那份命长子扶苏速回咸阳主持丧事并继位的诏书，另伪造两道诏命：一是严词斥责扶苏“无尺寸之功”、“为人子不孝”，赐其与大将蒙恬自尽；二是立胡亥为太子。
使者携伪诏疾驰至上郡。忠厚而刚烈的扶苏接到诏书，如遭晴天霹雳，悲愤难抑，竟未及深思其中蹊跷，涕泣着走入内舍，准备奉诏自尽。老成持重的大将蒙恬心存巨大疑虑，力劝扶苏：“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但扶苏以“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为由，拒绝了这唯一可能挽回局面的建议，毅然拔剑自刎！蒙恬坚持不肯自杀，被使者逮捕，囚禁于阴森的阳周（今陕西子长北）狱中。
消息传回巡行队伍，胡亥、赵高、李斯大喜过望，心头最大隐患已除。车队遂继续西行，一路掩盖，直至返回咸阳，这才正式宣布始皇帝驾崩，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始皇暴毙于巡途、遗诏遭篡改、公子扶苏与大将蒙恬一死一囚的惊人真相，通过各种隐秘渠道——或许是心怀不满的随行低阶官吏，或许是嗅觉敏锐的地方豪杰，如同致命的瘟疫般在帝国庞大的肌体内迅速扩散、发酵。尽管秦二世在赵高的操纵下，以更加严酷的手段清洗朝堂、诛戮大臣及诸公子（“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企图以恐怖稳定局势，株连坐死者不可胜数，但帝国的统治根基，已然因这源头上的罪恶与不义而发生了致命的松动。
始皇帝这个唯一的、强大的、几乎被神化的权力核心与精神支柱的骤然崩塌，以及继位过程的肮脏与显而易见的不合法性，如同被猛然抽掉了支撑帝国大厦最关键、最核心的那块基石。潜藏在帝国统一表象下的所有深层矛盾——长期严刑峻法积累的沸腾民怨、被强行压制的六国遗民未曾熄灭的复国火种、统治集团内部因清洗而产生的巨大恐慌与相互倾轧……在这一刻，被这颗由阴谋与背叛点燃的引信，彻底引爆！
帝国广袤的疆域上，开始出现此起彼伏的小规模骚动和叛乱，昔日令行禁止的官僚机器出现了锈蚀，官吏欺上瞒下，政令开始出现诡异的阻滞与扭曲。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巨大不安与末世感，如同无形而沉重的阴云，笼罩了整个帝国。从关中的权贵到山东的黔首，所有人都隐隐感觉到，那曾经看似金城千里、固若金汤、将传之万世的秦帝国，已然在内部腐败与外部冲击的共振中，无可挽回地走到了悬崖边缘。
始皇崩于沙丘，伪诏定于密室，而天下大乱之端，即肇于此。一个前所未有的统一时代，在仅仅维持了十二年后，便以其开创者的暴毙和一场肮脏龌龊的宫廷政变为血腥序幕，迅速滑向了分崩离析、烽火遍地的深渊。历史的车轮，在此处骤然转向，驶入了一段更加惨烈而混乱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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