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县的百姓常说一句话：“天高皇帝远，建安刘家管。”
这话不是没有来由的。
从县城往南二十里，有一片占地数十顷的宅院，青砖高墙，飞檐斗拱，门口蹲着两尊石狮子，比县衙门口的还大。门楣上悬着一块匾额，“刘府”二字是嘉靖年间一位致仕尚书亲笔所题。这里住着的，便是建安县真正的主人。
说“主人”并不夸张。建安一县的田产、商铺、矿山，至少七成与刘家有关。剩下的三成，也不是与刘家无关，只是刘家祖训“月满则亏”，故意留些汤水给旁人，免得招了天妒。
刘家的发家史，在建安县是人人知道、却人人不敢明说的故事。
老辈人讲，刘家老太爷刘一刀，本是边军里一个杀伐果断的百户，机缘巧合下落了户在建安县。那时候的建安还是穷乡僻壤，刘一刀凭着军功和一身蛮力，置了几亩薄田，勉强糊口。但他为人机灵，看的远。这年头，武官没有文官有前途。他刘家世代杀伐，大字不识几个，想靠科举出头？做梦。
但做不了文官，可以做文官的“恩人”。
刘一刀的法子说穿了不值一提：他让自己手下那些闲汉，夜里去骚扰镇上读书人家的宅子——砸块瓦片，泼点脏水，写封恐吓信。等那些读书人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刘一刀便“恰好”出现，义正词严地呵退那些泼皮，再拍着胸脯保证：“有我在，没人敢动你家。”
一来二去，那些读书人家便对刘一刀感恩戴德。逢年过节送礼拜见，口口声声“刘公恩重如山”。
光有恩还不够，刘一刀又琢磨出一招更毒的——放贷。
不是普通的高利贷，而是那种“情深义重”、看似不求回报的恩情贷。有学子要上京赶考，他便慷慨解囊，百两纹银双手奉上，还温言宽慰：“不急还，不急还。你只管安心读书，将来有了前程，每年还个三两五两就成。”
学子掐指一算：一年三两，二十年也才六十两，连本都不够。这哪是借？分明是送！
可一旦借了刘家的银子，那就等于脖子上套了根绳。绳子不紧，甚至松松垮垮，让人觉不出勒。但绳子的那头，永远捏在刘家手里。
你日后发达了，在外为官，想摆脱？可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可那借据上写得明白——本金百两，年息两分，利滚利，二十年下来……你自己算算。何况，刘家从不催你还。你若是清官，一辈子都还不清。你若是贪官，就更不敢不还了，毕竟刘家手里捏着的，可不只是一张借据。
这便是刘家的“文脉”。
到了后面，刘一刀的套路玩得更纯熟了。这时候他刘家分出一支本家子弟，就所谓的“暗刘家”，专门替“明刘家”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碰上那些不买刘家账的豪强大户，先是“暗刘家”扮作土匪上门打劫。能打下就灭了满门，产业吞得干干净净。打不下也不要紧，“暗刘家”做局，把豪强大户也弄成是匪徒的靠山，接下来便是“明刘家”出场，以“剿匪保境”为名，或是报官调兵，或是联络其他乡绅合力围剿。一番操作下来，黑白两道，明暗两线。刘家用三代人的时间，把建安县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到了刘功勋这一代，网已经织好了。
刘功勋，刘千户，手里握着建安县一带的卫所兵权。论品级，不过是个五品武官，在朝堂上不算什么。但在建安县，他就是天。
甚至有人私下说，刘千户往县衙门口一站，知县老爷都得先请他落座。
这话虽然有夸张，但也差不太多。建安县的历任知县，上任头一件事不是去县衙，而是来刘府拜码头。有的聪明些，主动攀附，认刘家老太爷做“义父”，逢年过节孝敬不断。有的迂腐些，想硬气一把，结果不出三个月，不是被调去更偏远的穷县，就是被弹劾罢官，灰溜溜地走人。
那些在外为官的建安子弟，十有八九与刘家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有的借过刘家的银子，有的受过刘家的恩惠，有的拜过刘家的长辈做义父，有的干脆就是刘家的女婿。千丝万缕，盘根错节。有些关系能摆在明面上，有些只能烂在肚子里。
这便是刘家三代人积累下的“家业”。
可刘功勋心里清楚，爷爷和父亲把能走的路都走了，留给他的，是一张已经织好的网，也是一个已经触到天花板的局面。
想往上再进一步？难。他一个五品武官，没军功，没文名，朝中无人，拿什么升？就算他想钻营，京城里那些清流老爷们，也未必看得上他这个边鄙之地的土包子。
那就不升了。踏踏实实守着建安这一亩三分地，把家业经营好，也是一条路。
刘功勋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这些年他修桥铺路，设粥棚施药，逢年过节给穷苦人家送粮送肉，建安县的百姓提起他，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但他做善事也有分寸。不能太过，不能太广，不能让人觉得他是在“收买人心”。朝廷里那些大人物，最忌讳的就是边将“得民心”。你一个五品武官，粮食哗哗往外散，百姓都念你的好——你想干什么？想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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