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日屯的变化，是悄悄发生的。
白天，南坡上的荒地一天天被翻开。然后从旧河道挑水上来，浇在刚翻过的土里。看起来明显有了生气。
而那挑选的三十个人，则脱产训练。铁管撞击的叮当声、引线燃烧的嘶嘶声、闷雷般的发射声，不过没有人问他们在干什么，也没有人敢问。大家只知道，他们身上带着硝烟味。
妇女们把窝棚区收拾得一新。阿如带着几个妇人，用黄土和稻草和泥，把那些漏风的墙重新糊了一遍。其木跟着老郑学写字，歪歪扭扭地写在本子，老郑看了直点头。
变化最大的，是晚上。那盏灯一亮，整个屯子就安静了。周大树站在光里说话。
讲这世道为什么这么苦，讲为什么有人顿顿吃肉，有人连糠都吃不饱，讲为什么同样是娘生爹养的，有人生下来就是老爷，有人生下来就是奴才。
“不是因为你们命贱。”他说，“是因为那些老爷们，把你们的命，当成了他们享福的本钱。”
有人攥紧了拳头。
“太虚幻境之主说，众生平等。没有谁天生该被踩在脚下。你们活不下去，不是你们不努力，是这个世道不给你们活路。”
有人低声抽泣。
“但祂不会替你们活。祂给你们光，给你们粮食，给你们活下去的机会——剩下的，要靠你们自己。互相帮衬，抱成一团。谁欺负你们中间的任何一个，就是欺负所有人。”
然后，他带着大家一起念那句话。
“众生平等，互助共生。”
声音在空旷的荒原上回荡，传得很远很远。
几次之后，周大树发现，人群里多了些生面孔。
不知道是谁传的话，说红日屯有“神人”讲道。一个一个，三三两两，摸到了屯子里，他们晚上来，晚上走。有些人干脆就留下来。
徐飞偷偷点数。“先生，”一他压低声音对周大树说，“现在屯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加起来快五百口了。”
周大树看了他一眼。”登记好了没？”
“还没来的及。”徐飞挠头，“都是这几天来的，老郑说至少多了两百多号人。”
周大树沉默了一会儿。“你先把人头清点清楚，该登记的登记，该编组的编组。别混在一起吃大锅饭。”
徐飞应了。
周大树站在土台上，看着那些正在窝棚区忙碌的身影。
五百口人。
周大树不知道的是，建安县城里，有一个人，比他更煎熬。
建安县城，贺府。
贺望川已经三天没有出门了。
他把公务推给刘文远，把来客挡在门外，连最宠爱的小妾都不见。一个人关在书房里，把玩周大树送的那“礼物”。
贺望川不是没见过好东西。他这些年收礼、受贿、强取豪夺，经手的东西不少。但没有一件，能比得上这玩意。
这不是人间之物。
他翻来覆去看了一百遍，得出了这个结论。
不是人间之物。那是什么？
贺望川今年四十七岁。他的人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刀尖上舔过来的”。
十七岁，他顶了父亲的缺，在建安卫当了一名普通军卒。那时候他不叫贺望川，叫贺狗儿。名字贱，命也贱。刚入伍那年，赶上边关吃紧，跟着队伍北上固北堡。第一次上战场，腿软得站不住，是老兵一脚踹在他屁股上，说“狗日的，不想死就往前冲”。他往前冲了。那一仗，他砍了三个人的脑袋，自己也挨了一刀，从左肩劈到胸口，差点没命。
但他活下来了。而且他发现，自己不怕死。
不怕死，在军营里就是最大的本钱。贺狗儿从那时起，就开始往上爬。他敢打敢冲，每次打仗都冲在最前面。不是因为他勇猛，是因为他算过账——冲在前面，还有机会翻身，万一溃败，跑都跑不掉。
打了五年仗，他从普通军卒升到了小旗，又从小旗升到了总旗。每一次升迁，都伴随着血：敌人的血，或者自己人的血。
他杀过俘虏，吞过战利品，嫁祸过同僚。能做的不能做的，他都做了。不是他天生心狠，是这世道逼的——你不狠，别人就踩着你上去。
三十岁那年，他攒了一笔钱，托人送礼，买了个试署百户。试用期三年，三年之内，能完成任务、不犯大错，就转正。那三年，他拼了命。剿匪、修城、催粮，每一件事都办得妥妥帖帖。但他的“妥帖”，是用鞭子和刀换来的——欠税的，打；抗命的，杀；不服的，往死里整。
三年后，他转正了。又过了五年，他升到了副千户。
副千户，正六品。在普通人眼里，已经是了不得的大官了。但贺望川知道，他到头了。
他的顶头上司，是刘千户。正五品，世袭军职，祖上是跟着太祖打天下的开国功臣。刘家在建安卫经营了上百年，根深蒂固。贺望川一个泥腿子出身、靠砍人脑袋爬上来的副千户，在刘千户眼里，不过是一条还算好用的狗。
他送礼，刘千户收了。他表忠心，刘千户笑了。他想再往上爬，刘千户不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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