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杂剧艺人则会学习南戏的细腻表演、丰富角色，甚至引入南曲的某些曲牌，丰富唱腔。
更有“南北合套”的尝试，在同一剧目中交替使用南北曲，以满足不同观众的口味。
这种竞争与融合，极大地促进了戏剧艺术的繁荣与创新。
戏剧的繁荣，离不开庞大的观众群体和成熟的商业运作。
临安数十万市民，构成了坚实的消费基础。
勾栏每日上演，风雨无阻。
“书会”（编剧行会）和“老郎庙”（艺人行会）规范着行业。名角的号召力不亚于今日明星，“御前供奉”的称号更是至高荣誉。
剧本创作也极为活跃，“才人”们（专业或业余编剧）根据时事、话本、民间传说进行改编创作，速度极快，有时甚至能“朝成稿，暮登场”。
印刷术的普及使得剧本得以刊印流传，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这种繁荣，并未逃过朝廷的注意。
官府对戏剧的态度是复杂而务实的。
一方面，认为其“不关经学，不本仁义”，恐“海淫海盗，有伤风化”，故设有“禁约”，对内容有所限制，尤其严禁“装扮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的形象，以防“褒渎”。
但另一方面，又看到其巨大的教化与宣泄功能。
“不若因势利导，以戏剧为教。”
这是不少有识官员的共识。
因此，对于宣扬忠孝节义、爱国情操、清官断案的剧目，官府往往默许甚至鼓励。
礼部、太常寺偶尔还会征集优秀剧本，加以“审定”，推荐给各大瓦舍上演。
对于揭露时弊、抨击贪腐的剧目，只要不直接指涉当朝、不过于露骨，也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视为民情宣泄的渠道。
更有甚者，皇城司的逻卒，也会混迹于勾栏之中，从戏剧的热门题材、观众的议论中，捕捉市井舆情、民心向背的蛛丝马迹。
这一夜，在南瓦一座较小的勾栏“清乐楼”内，上演着一出风格独特的“公案戏”《洗冤录》（改编自宋慈事迹）。
当饰演宋慈的老生，在台上凭借银针验毒、滴骨辨亲等“奇术”，最终揭穿真凶、为民洗冤时，台下爆发出阵阵叫好与叹息。
一位身着布衣、看似寻常老者的观众，微微颔首，对身旁仆从模样的低语道：“戏剧之力，竟至于斯。
使愚夫愚妇，亦知王法昭昭，天道好还。
宋提刑之名，借此传于闾巷，胜过官府文告多矣。”
此人正是致仕的刑部老侍郎，看完戏，心潮难平。
而在众安桥的露天戏场，一出滑稽短剧《糊涂官》正在上演，讽刺一个县令昏庸断案，闹出无数笑话，最后被微服私访的钦差革职查办。
台下笑声不断，掌声如雷。
人群中有新任的临安府钱塘县尉，看得面红耳赤，冷汗涔涔，暗下决心日后定要明察秋毫，体恤民情。
戏剧，这门“小道未技”，在宋代市民社会的沃土中，绽放出前所未有的绚丽光彩。
它不仅是娱乐，更是教化的工具、舆论的载体、情感的宣泄口、艺术的殿堂。
它用最通俗的形式，将忠奸善恶、家国情怀、市井百态、人间冷暖，深深镌刻在每一个观者的心中。
临安夜夜不休的丝竹锣鼓，勾栏瓦舍中流淌的悲欢离合，共同构成了南宋文化软实力中，最鲜活、最灵动，也最具渗透力的一环。
这繁荣景象本身，便是这个时代活力、包容与创造力的最佳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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