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言推开院门时，正撞见隔壁的李教授提着菜篮回来。老先生穿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鼻梁上架着副老花镜，见了他，微微颔首：“沈同志，早啊。”
“李教授早。”沈言笑着点头，侧身让他过去。
李教授的菜篮里装着几棵青菜、两个西红柿，用麻绳捆得整整齐齐，连叶子上的水珠都没溅出来。他走过沈言身边时，身上带着股淡淡的墨香，混着皂角的清爽，闻着让人舒服。
这就是东城的早晨。没有95号院的鸡飞狗跳，没有胡同口的吵吵嚷嚷，连打招呼都带着股温吞的客气，像杯晾到刚好能入口的清茶，熨帖得很。
搬到东城这几个月，沈言算是彻底爱上了这里的“静”。
他住的这条胡同，说是“文化巷”也不为过。隔壁是退休的历史系教授李老先生，斜对门住着在出版社工作的王编辑，胡同深处还有位画国画的张老师，听说以前是故宫的修复师。这些人大多话不多，见了面点头示意，最多聊两句天气，或是最近读了什么书，从不会像95号院那样，三句话不离“粮票”“鸡蛋”，更不会扯着嗓子在院里吵架。
有次沈言半夜回来，轻手轻脚地开门，生怕吵到邻居。结果刚推开院门，就听见对门王编辑家传来翻书的沙沙声，还有钢笔划过纸页的轻响——这位编辑习惯熬夜校稿，却从不用台灯，只点盏瓦数极低的油灯，说是“怕晃着邻居”。
这份自觉，在95号院是想都不敢想的。傻柱半夜从厂里回来，哼着小曲能吵醒半条胡同；贾张氏跟人吵架，能从院里骂到胡同口，祖宗十八代都能翻出来；就连二大爷训儿子，都得站在院子中央，扯着嗓子喊，生怕别人听不见。
而在东城，“安静”像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
孩子们在胡同里玩，从不会大喊大叫，最多追跑时发出几声轻笑，被大人瞪一眼就立刻噤声；谁家收音机开得稍大了点，只要邻居往门口一站，立刻就会调小音量，还会出来道个歉；就连收废品的小贩，到了这条胡同，都自觉地压低了吆喝声，那“收破烂嘞”三个字，软得像怕惊了谁的梦。
沈言第一次在胡同里听到收废品的吆喝时，差点没反应过来。后来才知道，是以前有位老教授心脏不好，听不得吵闹，街坊们就跟小贩约好了，到了这条胡同，声音得比猫叫还轻。
这份体谅，让他心里暖了好一阵子。
除了安静，这里的“文化气”更是让他着迷。
李教授的院门永远敞开着半扇，里面种着几竿翠竹，窗台上摆着砚台和未干的墨迹，偶尔能看见他站在廊下，手里拿着本线装书，摇头晃脑地吟诵，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带着股古韵；王编辑家的窗台堆着半人高的书，有次沈言路过，看见她正蹲在地上，给孩子们讲《西游记》，声音温柔得像溪水；张老师则喜欢在门口的石桌上画画，有时是几只虾，有时是几枝梅，路过的人站着看半天，他也不恼，还会笑着问“你看这虾的须子，是不是得再弯点”。
沈言常去李教授家串门。老先生知道他喜欢医书，就把自己收藏的孤本拿出来给他看，还会耐心地讲解那些晦涩的医理。有次他指着《黄帝内经》里的“阴阳者，天地之道也”，跟沈言说：“这治病啊，就像治世，得讲究平衡，太过不及都不行。”
这话沈言记了很久，不光是医理，做人做事，不也讲究个“平衡”吗？太过张扬容易招祸，太过怯懦容易受欺，像这东城的日子一样，不疾不徐，刚刚好。
他也跟着张老师学过几笔。张老师说他“有悟性”，握笔的手稳，大概是练过的缘故。沈言没说自己是靠空间里的吐纳功夫练出的稳劲，只笑着说是“瞎画”。他画得最多的是竹子，学着张老师的笔法，竿要直，叶要劲，透着股“未出土时先有节”的傲气。画得不好，张老师也不批评，只说“慢慢来，画画跟做人一样，得沉住气”。
在这样的环境里待着，沈言觉得自己的心都静了下来。
以前在95号院，总觉得心里像揣着只兔子，七上八下的，生怕空间的秘密被发现，生怕院里的人算计自己。可在这里，他能安安稳稳地坐在书房里看一下午医书，能在厨房里折腾半天做一道菜，能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下坐一晚上，听着远处传来的隐约钟声，什么都不想。
有次他做了道“东坡肉”，香气顺着窗户飘了出去，正好张老师在门口画画，闻着香味，笑着敲了敲他的院门：“沈同志，你这肉炖得够火候啊，隔着墙都能闻见酱香。”
沈言索性盛了一小碗给送去，张老师也不客气，接过去尝了尝，连连点头：“好手艺！比前门外那家老字号的还入味。”过了两天，张老师送了他一幅画，画的是几竿竹子，旁边题了行小字：“佳肴配清风，此乐何极。”
沈言把画挂在了书房，每次看都觉得心里敞亮。
这样的往来，淡得像水，却透着股舒服。没有算计，没有索取，你送我一碗肉，我回你一幅画，情谊就藏在这一来一往里，不浓，却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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