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言把帽檐压得更低，遮住大半张脸，混在黑市的人群里，像一滴水融入浑浊的河。脚下的泥地被踩得稀烂，混着雪水和不知是什么的污渍，散发出刺鼻的气味。不远处，一个妇人正抱着个破布包哭，包里是她祖传的银镯子，只换来了三斤粗粮，够一家人吃两天的。
“哭啥哭？嫌少？”收镯子的贩子一脸不耐烦，踹了踹旁边的麻袋，“现在这年月，三斤粮能换条命，你还想咋地？”
妇人哭得更凶了，却不敢再争辩，抱着那点粗粮，佝偻着背，一步一挪地消失在人群里。
沈言叹了口气，转身往深处走。在黑市待久了，这样的场景见得太多，心早就从最初的刺痛，磨成了如今的波澜不惊。
他以前总觉得，这个年代的贫富差距小。毕竟刚建国没几年，地主被打倒了，资本家的财产被没收了，大家都拿着差不多的工资，穿着差不多的衣服，凭票购物，按劳分配，看着像是“人人平等”的样子。
可只有在黑市这种地方待久了，才能看清水面下的暗流。
差距确实比后世小，至少不会有谁住着亿万豪宅，而谁在桥洞下冻死。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高低，就有贫富，就有不公，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就拿粮票来说。
普通工人每月能领三十斤粮票，其中大半是粗粮；干部能领到三十五斤，细粮比例高些；而那些有特殊“门路”的，比如某些领导的家属、有海外关系的，手里的粮票不仅数量多，还能弄到全国粮票、军用粮票，甚至能买到不用票的细粮。
沈言就见过一个穿着的确良衬衫的年轻人，在黑市用十斤全国细粮票，换了个民国的铜胎掐丝珐琅瓶。那瓶子看着精致，却不值这么多粮票，可年轻人眼皮都没眨一下，仿佛那不是能救命的粮票，而是废纸。
“这粮票哪来的？”旁边有人小声议论。
“还能哪来的？他爸是供应科的，库房钥匙就在手里攥着，还缺这点粮？”
沈言听着，没说话。他知道，这就是差距。同样是粮票，对有的人来说是命根子，对有的人来说，不过是换些“玩物”的筹码。
再说说钱。
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三四十块，养活一家人都紧巴巴；可那些“有本事”的，比如信托商店的掌柜、某些单位的采购员，手里的钱却像淌不完的水。他们能弄到紧俏物资，倒手一卖就是几倍的利润，黑市上的不少“硬通货”，都经过他们的手。
李掌柜就跟他说过，有个外贸局的干事，靠着倒卖出口的丝绸，不到半年就攒够了买四合院的钱，还在黑市上收了一箱子古董，说是“留给儿子当遗产”。
“他就不怕被查？”沈言当时问。
李掌柜笑了，笑得有些世故：“查谁？人家上面有人，底下有人，做事又干净，谁会去查？再说了，这年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多了去了。”
沈言明白了，这就是“隐形的差距”。表面上大家都拿着死工资，可暗地里，有人靠着权力，有人靠着关系，有人靠着胆子，早就把别人远远甩在了身后。
还有些差距，藏在“体面”里。
95号院的秦淮茹，为了给孩子弄点肉，得看傻柱的脸色，得跟院里的人赔笑脸；可那些富贵人家的太太，却能在自家厨房里，因为燕窝炖得不够烂，就让佣人整锅倒掉。
棒梗在胡同口捡别人扔的烟蒂，攒多了拆开重新卷着抽；而某些公子哥，却能把进口的香烟当玩具，点燃了扔着玩，看谁扔得远。
三大爷为了省下点灯的油，天一黑就上床睡觉；可沈言在信托商店见过一盏水晶灯，说是某大户人家换下来的，以前每晚都点着，亮得能照见院子里的蚂蚁。
这些差距，不像后世那样赤裸裸地体现在房子、车子、存款上，却更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在柴米油盐里，渗透在每一次弯腰、每一次低头里。
在黑市待久了，沈言不仅看清了差距，更看清了人心。
他见过为了半斤粮票，亲兄弟反目成仇的；见过用假古董骗人，被打得头破血流的；也见过有人偷偷把自己的粮票分给更困难的人，转身就消失在人群里的。
有次，他在黑市的角落，看见个老太太，手里拿着个银簪子，想换点红糖给生病的孙子。簪子是民国的，不算值钱，却也能换点粮票。一个贩子过来，只肯给半斤红糖，老太太急得快哭了。
沈言没露面，只是让旁边一个相熟的二道贩子过去，用两斤红糖换了那簪子，然后让贩子把簪子送还给老太太，只说是“搞错了，这簪子不值钱，红糖您拿着”。
他没指望老太太感恩，也没觉得自己多高尚，只是觉得，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反正两斤红糖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可他也见过更让人寒心的事。
有个女人，背着丈夫把家里仅有的一块手表拿出来，想换点粮票给孩子治病。结果被丈夫发现了，在黑市上就打了起来，男人一边打一边骂：“你个败家娘们！那手表是我传家的！孩子死了就死了，手表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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