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砚攥着报告的指尖不仅沁出了汗，指节还泛着白，报告边缘被反复折叠出三道深痕，连“土壤pH值8.2”那行打印字都被汗渍晕得发毛，像他此刻乱糟糟的心绪。他站在老周办公桌前，后背绷得笔直，连呼吸都放轻了——前几晚夜探镇物弄掉瓦当的事还没彻底过去，现在又拿着“超常规”的监测数据来找老周，心里早把最坏的结果过了一遍：要么被骂“毛躁冲动”，要么被严令“不准再碰万春亭的任何东西”。
老周的办公桌上摊着半张泛黄的景山五亭基础结构图，图纸边缘卷得像波浪，铅笔标注的“柱础埋深1.2米”旁，留着个深色的指印，显然是常年摩挲留下的痕迹。他没立刻接报告，而是先端起搪瓷杯喝了口茶，茶叶梗在杯底转了个圈，断了半截的食指轻轻敲着桌面，节奏慢得像在数着时光，每敲一下，林砚的心就跟着紧一分。
“你觉得，这4.9毫米的位移，病根在哪？”
老周终于开口，声音里没半分预想中的怒气，反而带着点考校晚辈的温和。他伸手接过报告，指尖蹭过林砚汗湿的纸边时顿了顿，没说话，先翻到土壤检测那一页，目光在“强碱性”三个字上停了足有半分钟，眉头微微蹙起，又慢慢舒展开。
林砚愣了愣，没想到老周会先问这个。他下意识摸向胸口的批注纸片——那页藏着“碱土加草木灰三成”的纸，早已被体温焐得温热，他小声说：“我猜是土壤的问题……碱性太大，把夯土层泡松了，柱础没了支撑，才会慢慢移。”话一出口，又赶紧补充，“我查了曾祖父的笔记，他提过‘景山土壤碱重，需草木灰中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在柱础上。”
“还算没白瞎你翻笔记的功夫。”老周把报告放在图纸上，用铅笔尖指着“pH8.2”的数值，笔尖划过纸页时发出轻微的“沙沙”声，“故宫的土，尤其是景山这一片，都是明代永乐年间夯的，当年为了防潮防蛀，夯土时加了不少生石灰。几百年下来，石灰顺着雨水渗进土层，碱性一年比一年重，常规糯米灰浆遇着这碱，就像糖遇着水，用不了多久就化了，怎么可能撑住柱础？”
林砚心里猛地一跳，像有什么东西突然通了——曾祖父的批注、他测的土壤数据、老周说的明代夯土，这三者居然严丝合缝地对上了！他往前凑了凑，急切地问：“那曾祖父修冷宫时，是不是也遇着过这种情况？您刚才说……他用了草木灰？”
老周抬眼看他，老花镜滑到鼻尖，眼神里藏着点笑意：“你倒会抓重点。民国廿三年，冷宫外墙渗黑水，墙根的砖缝裂得能塞进手指，之前的工匠用常规灰浆补了三次，每次都撑不过一个月就崩开。后来你曾祖父接手，蹲在墙根测了三天土，才想出加草木灰的法子——‘草木灰性温，能化碱土之烈’，这是他在修缮档案里写的原话。”
说着，老周站起身，走到墙角的铁柜前——柜门把手上的红漆剥落大半，露出锈迹斑斑的铁皮，钥匙插进去时“咔嗒”响了两声才转动。他掏出一个牛皮纸包，纸包边角磨得发白，还带着点淡淡的霉味，像是从旧时光里刚翻出来的，里面是三本线装的旧册子，封面上“故宫古建修缮档案·民国卷”的字迹用毛笔写就，墨色发暗，边角还粘着片干枯的梧桐叶。
老周翻到其中一本，指着泛黄的纸页说：“你看这里，‘民国廿三年秋，冷宫外墙修缮，以草木灰三成入糯米灰浆，调至拉丝状，嵌砖缝，三日即固，次年复查无裂’——这就是你曾祖父写的，笔迹跟你那批注上的‘墨’字，是不是一个路子？”
林砚凑过去，鼻尖几乎碰到纸页，能闻到旧纸特有的陈腐味。纸页上的字迹虽有些褪色，却能看清笔画的走势：起笔轻、行笔稳、收笔重，尤其是最后落款的“墨”字，竖钩拉得长，末端还带着个小小的顿笔，跟他口袋里纸片上的字一模一样！他忍不住伸手轻轻摸过字迹，能感觉到墨迹干后凸起的细微纹路，像是能触到曾祖父当年握笔的力道，指尖传来一阵温热的麻意。
“当年冷宫墙根的土壤，pH值比现在万春亭的还高，8.5。”老周的声音慢下来，带着点回忆的调子，“你曾祖父每天天不亮就去冷宫，手里攥着个小铜铲，在墙根周围挖了十几个土样，装在布袋子里带回值班室，晚上就对着土样琢磨，连饭都忘了吃。后来他在灰浆里加了草木灰，试了五次才找到最合适的比例——三成，多一分则软，少一分则硬，刚好能中和碱土。”
林砚的眼睛有点发热，他想起家里那本旧相册里，曾祖父中年时的照片：穿着蓝色工装，手里拿着个灰浆桶，脸上沾着点灰，笑得很憨。原来照片背后，藏着这么多没说出口的辛苦；原来“草木灰三成”这五个字，不是随便写的批注，是曾祖父用三天时间、十几个土样、五次试验换来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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