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山、平越两座县城易主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红二十一师便迅速投入到另一场紧锣密鼓的“战斗”中——发动群众，巩固胜利果实。
在师政治部的统一安排和黄苏政委的亲自督导下，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
城内的官仓被一一打开，金灿灿的稻谷、黄澄澄的玉米堆积如山。开仓放粮的标语一经贴出，贫苦百姓起初还带着疑虑观望，但在少数胆大者率先领到实实在在的粮食后，人群立刻沸腾了。
分粮点前排起了长龙，战士们维持着秩序，登记领粮，将一斗斗粮食倒入百姓带来的布袋、箩筐里，每一张黝黑、布满皱纹的脸上都绽放出难以置信的喜悦和感激。
“红军先生，好人啊！活菩萨啊！”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奶奶捧着分到的粮食，颤巍巍地想要下跪，被身旁的战士赶忙扶住。
与此同时，根据老百姓的指认和初步调查，那些平日里横行乡里、恶贯满盈的土豪劣绅被揪了出来。简易的公审大会在城隍庙前或打谷场上召开。苦主们纷纷上台，声泪俱下地控诉着地主老财们放高利贷、强占田产、逼死人命的种种罪行。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经过公审，少数罪大恶极者被当场正法，其浮财、粮仓除部分充作军需外，大部分也分给了受害最深重的百姓。
政治部的宣传队也没闲着，随便找了块空地，几块门板一搭，戏台子就立了起来。活报剧《血泪债》再次上演，虽然台词简陋，道具粗糙，但演员们投入的表演，这是21师的特色，走到哪里演到哪里，将地主阶级的贪婪残暴和贫苦农民的悲惨命运刻画得入木三分。台下的观众，从最初的看热闹，到后来的感同身受，啜泣声、愤怒的低吼声不时响起。戏至高潮，当“红军”出场打倒“恶霸”时，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也开始在两座县城的大街小巷回荡。
新兵连的招兵点更是热闹。各连队在城内主要街口和城门外交通要道设置了报名处，旁边就堆放着刚刚缴获的粮食和亮闪闪的银元。
政策简单直接：入伍，给安家粮，发大洋！对于许多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贫苦家庭而言，是活下去最现实的选择。
有了这些粮食和银元，一家老小或许就能熬过这个漫长的冬天，甚至能扯上几尺布做件新衣。
大部分衣衫褴褛的青年，根本听不懂旁边红军指导员反复宣讲的革命道理和部队规矩，只是看着那救命的粮食和银元，便毅然在名册上按下了手印或是歪歪扭扭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他们心里想着：“有了这些东西，家里就能活命了。自己这条命，卖给这样的队伍，值了！”
进入贵州以来，这是二十一师第一次停留在县城地区。在这里，他们接触了一个更为触目惊心的群体——“干人”。（贵州方言，指一无所有的穷人）尤其是在作为黔东门户、距离贵阳较近的平越县城，这种现象更为集中。时值寒冬，竟有近千名“干人”在县城内外游荡乞食。他们大多来自更深山、更偏僻的村寨，多是家里的壮年劳力。为了能让家里的妻儿老小省下几口吃食，勉强熬过冬天，他们不得不选择在农闲时节下山，依靠乞讨度日，待到春耕时分再返回家乡。长期的乞讨生涯，磨去了他们所有的棱角与言语，只剩下麻木的眼神和机械的动作。他们不懂什么大道理，甚至语言也与红军战士不通，只会佝偻着身子，对着任何可能施舍的人低声下气地喊着：“先生”两个字。
红军开仓放粮、分发地主浮财时，他们也领到了一份。但令人奇怪的是，拿到粮食后，他们并未像其他百姓那样欢天喜地地回家，而是依旧聚集在红军后勤部门和外围营地附近，既不进屋，也不喧哗，就那么沉默地或坐或站，一双双空洞又带着一丝期盼的眼睛，始终追随着红军战士忙碌的身影。他们依旧只会重复那两个字：“先生……”
事情很快报到了师部。秋成闻讯，沉默了片刻，对黄苏和政治部的同志说道：“这些都是被这世道逼到绝路的穷苦兄弟。我们不能发了粮食就了事。去，带上新入伍的本地新兵当翻译，把他们集中起来，耐心问问，他们到底还有什么难处？只要是我们红军力所能及的，一定解决！”
政治部立刻行动起来。在新兵连那些刚穿上军装、还带着浓厚乡音的苗族、侗族战士的翻译协助下，干部们终于与这些“干人”搭建起了沟通的桥梁。经过耐心细致的了解，才弄明白：这些“干人”并非无家可归，他们是以村寨为单位聚集在一起的，最大的需求，依然是粮食——足够支撑他们各自的家庭度过整个寒冬、甚至捱过春荒的粮食。
蔡中领导政治部连夜组织人手，按村寨进行登记，统计人口，计算所需粮食的大致数量。好在攻下两座县城，缴获极丰，仓廪充实，地主家也抄没了不少存粮。秋成和黄苏在仔细审阅了政治部的报告和计算后，毫不犹豫地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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