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设计了一个折中方案：开发一个“数据外交接口”。供应商可以自主选择将哪些数据、以什么粒度分享给外部系统；平台提供不同国际标准的转换器（如将中国“双碳”指标转换为国际通用的碳核算标准）；同时建立一个“供应商权益集体谈判小组”，由平台代表所有接入供应商，与外部采购方协商数据使用条款和公平回报机制。
第一轮谈判异常艰难。零售巨头希望获得“完整、实时、可验证”的数据流，而供应商集体坚持“分级、脱敏、有边界”的分享原则。谈判僵持两周后，张弛提出了一个类比：“这就像输血。你们需要的是血液中的氧气（碳数据），而不是捐献者的全部基因（商业机密）。我们可以设计一个‘血细胞分离术’——只提取和输送你们需要的成分，同时确保捐献者的健康和安全。”
最终达成的协议创造了多个“第一”：第一个由中小企业集体参与设计的供应链数据共享框架，第一个包含“数据贡献价值返还条款”的ESG采购协议，第一个允许供应商动态调整数据开放级别的行业标准。
协议签署那天，李响收到那位包装厂主的短信：“以前我们这些小厂子，在大公司面前就像野草。现在，我们好像长成了一片草原，风来了能一起弯腰，但根还连着。”
输导系统在此展现了它的深层智慧：不仅输送养分，还要维护输送管道本身的完整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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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澄”档案馆的“神经多样性认知优势图谱”项目发布第一阶段性成果后，收到了硅谷一家顶尖科技公司“神经形态计算实验室”的合作邀请。对方正在研发新一代类脑芯片，希望借鉴非典型认知模式中的“非冯·诺依曼架构思维”，优化芯片的信息处理路径设计。
“这是个绝佳的机会，”凯瑟琳教授在社区议事会上说，“我们的认知研究可能直接影响到下一代计算范式。而且对方承诺，任何基于我们研究成果的商业化应用，都将按照档案馆的授权协议分享收益。”
但莱克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他们想要的‘思维模式’，是从我们活生生的大脑中抽象出来的算法。这会不会是一种新的‘提取’？就像殖民时代提取自然资源一样？”
争论持续了四天。最终，社区通过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决议：同意合作，但合作形式必须是“嵌入式共生研究”。档案馆将派遣一个五人“社区研究员小组”，常驻对方实验室两年。小组成员包括两位神经多样性成人、一位家长代表、一位认知科学家、一位伦理学者。他们不仅提供研究资料，更全程参与研究设计、数据解读、成果评估。
“我们要确保，”决议文件写道，“我们的思维模式被理解为一种‘人类认知生态多样性样本’，而不是待优化的‘算法缺陷库’。合作的目标不是让机器更像某种‘优化后的人’，而是探索机器与人类认知多样性之间新型的互补共生关系。”
社区研究员小组的招募公告发布后，收到了二百多份申请。最终入选的五人背景迥异：一位有自闭症的拓扑数学家，一位有阅读障碍的视觉叙事设计师，一位ADHD的即兴戏剧导演，一位神经多样性儿童的母亲（本身是教育学博士），以及档案馆的常驻伦理顾问。
小组出发前，莱克给他们写了一封送行信：“请记住，你们不是去‘提供数据’的。你们是去建立连接的——连接两个曾经完全隔离的世界：神经多样性的内心世界，与创造未来技术的工程世界。请确保这种连接是双向的：不仅让他们理解我们，也让我们理解他们。只有双向理解，才能真正共生。”
硅谷实验室起初对这种“嵌入式”合作模式不适应。第一次项目会议，当数学家开始用三维扭结理论描述自己的思维过程时，芯片架构师们面露困惑。但当视觉设计师将同一个过程转化为动态几何动画后，一位资深工程师突然拍桌：“等等！这种信息‘缠绕-解缠’的模式，可能解决我们一直头疼的片上通信瓶颈！”
合作进入第三个月，研究日报中开始出现这样的记录：“今天，即兴戏剧导演带领团队进行了‘注意力流模拟工作坊’。我们尝试用群体即兴表演，模拟类脑芯片中不同计算单元的动态协作模式。这是我有生以来参加过最奇怪也最受启发的技术会议。——首席架构师”
输导在此呈现出最理想的形态：不是单向的养分输送，而是不同系统之间建立全新的维管束连接，让原本隔离的生态位开始交换物质、能量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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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启明实验室的“风险校准”工作坊在“蓝核”内部推广到第六个事业部时，遇到了体系性的“栓塞”。这个事业部负责的是公司利润率最高、也最成熟的传统优势业务——高端工业传感器。多年来，他们依靠一套精密但封闭的“设计-制造-测试”循环，牢牢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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