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的网,正在收紧,但收网的过程,注定充满血腥与危险。
三、 新政之困:摊派与反弹
四五月间,随着《水师三年强军案》和《边军武备加速案》的逐步推进,庞大的军费需求,如同巨石入水,在帝国的地方层面激起了层层涟漪,也暴露了新政执行中的深层困境。
为了筹措资金,除了发行“强军国债”(主要由沈万三等东南巨商认购),户部行文各省,要求“协济”部分海防、边饷,并加征了“海防捐”(主要针对沿海州县及从事海贸的商贾)和“边事捐”(主要针对北方数省及边贸商人)。这些举措,虽经朝廷反复斟酌,力求“摊派均平、不伤根本”,但一旦落实到基层,在各地官员执行力、地方利益结构千差万别的情况下,难免变形走样。
在江南某些府县,地方官为完成“协济”额度,或为趁机中饱私囊,将部分负担转嫁给了普通农户和小手工业者,甚至提前预征了部分税赋。在湖广,有官员借征收“边事捐”之名,强行摊派给与边贸毫无关系的粮户。在东南沿海,一些与海贸无关的小商贩,也被牙行胥吏勒索“海防捐”。
与此同时,为了加快新式工坊建设和军工生产,工部和地方官府在一些州县推行“物料征调”和“匠户役使”,虽然承诺付给报酬,但或因款项拨付不及时,或因吏胥克扣,导致实际承担劳役的百姓怨声载道。
这些“新政”带来的额外负担和扰攘,与地方上原有的矛盾(如土地兼并、胥吏腐败、宗族争斗)交织在一起,在部分地区引发了不满情绪的积聚。
五月初,浙江宁波府下属某县,发生了小规模的农户抗拒“海防捐”和预征税赋,聚集县衙请愿的事件,虽未酿成暴力冲突,但影响恶劣。几乎同时,湖广辰州府,数家被强行摊派“边事捐”的粮行罢市抗议。江西景德镇,部分瓷匠因官府“征调”其烧制军需瓷瓶(用于火药存储)而待遇不公,酝酿怠工。
这些事件规模都不大,很快被地方官府或安抚、或压制下去,但通过都察院渠道和锦衣卫密报,却清晰地呈现在朱雄英的案头。它们像是一根根细小的尖刺,提醒着他,新政的推进,绝非朝堂上一纸诏令那么简单。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触动原有的格局,引发反弹。而官僚系统的低效、腐败与惰性,则是最大的阻力与变数。
“朝廷良法美意,一到地方,往往成了害民苛政。”朱雄英将一份关于宁波事件的详细报告递给徐光启和蒋瓛,“你们看看。根源何在?”
徐光启叹道:“殿下,此非新政之过,实乃吏治之弊,执行之偏。朝廷政令,经层层下达,到州县胥吏之手,往往面目全非。加之地方豪强胥吏勾结,常借朝廷之名,行盘剥之实。百姓不堪其扰,怨气自然指向朝廷新政。”
蒋瓛则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殿下,据臣所查,宁波闹事背后,似有当地几个与海贸有关、但未能从新政中获益反而觉得利益受损的旧式海商家族暗中煽动。湖广辰州粮行罢市,则与当地几个不满‘官督商办’挤压其生存空间的粮绅有关。新政触及旧利,有人不甘心。”
朱雄英点头,两人所言,都切中要害。“吏治腐败,执行走样,此为一害。利益受损者煽动反抗,此为二害。两者结合,便是地方不宁之源。”
他思忖片刻,下令道:“传旨都察院、刑部,加派巡按御史,分赴浙江、湖广、江西等地,实地查访加征、摊派、征调中之不法情事,凡查实有借机贪墨、滥征、害民者,无论官职,严惩不贷!所征不合理款项,责令退还!涉案地方豪强,若有确凿证据证明其煽动闹事、对抗朝廷,亦一并查办!”
“同时,通令各省督抚,严饬下属,朝廷加征、摊派、征调,皆需明示缘由、标准、时限,张榜公布,接受士民监督。凡有阳奉阴违、变相加害者,督抚同责!”
“另外,”他看向徐光启,“新政之利,需让更多百姓看见、感受到。除黄河新桥、驰铁通车外,各地新式工坊招募工匠,需优先考虑当地失地或少地农户,工钱需按时足额发放。官府组织的农田水利、道路修缮等工程,亦可多用本地民夫,给付合理报酬。要让百姓知道,新政不仅仅是从他们那里取,更要让他们看到,朝廷也在努力让他们有所得!”
这是纠偏,也是安抚,更是将新政的根基,更深地扎入民间土壤的努力。
多事之秋,内外交困。但朱雄英知道,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自乱阵脚。外需强军以慑敌,内需清明以安民,新政则需在艰难平衡中坚定推进。这是一场考验耐心、智慧与决断力的漫长征程。
他望向窗外,春末夏初的阳光,已有了几分炽烈。而帝国的夏天,注定将在汗水、鲜血与不绝的争议中,灼热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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