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秦帝国最主要的缔造者之一和长期的辅政者，李斯的命运，早已与那位横扫六合、气吞寰宇的帝王——秦始皇嬴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荣辱与共，难以分割。在晚年归隐乡野，静心着述《忆往录》以梳理一生得失、总结治国理政经验教训时，他无法，也不可能回避这位对他一生轨迹产生了决定性、乃至塑造性影响的千古一帝。他必须以笔墨，为这位功过皆堪称惊世骇俗的君主，留下属于自己的、力求真实的评判。因此，他怀着一种极为复杂、既充满敬畏与知遇之恩、又带着晚年沉淀后的理性审视与深刻反思的态度，专门辟出独立的章节，题为“详述始皇功与过”，意图拨开后世可能存在的重重迷雾与极端褒贬，力求给予这位曾经的君主、伙伴，一个相对客观、全面、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历史定位。
对于始皇之“功”，李斯毫不吝啬笔墨，给予了极高的、也是基于亲身经历、符合史实的评价。 这部分论述，笔端饱含着一位老臣对往昔峥嵘岁月、对共同开创不世功业的追忆与感慨。
首功，在于“扫平六合，统一天下”。 他详细描述了始皇亲政后，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下，所展现出的超凡雄才大略和坚如磐石的决心。他写道：“……陛下（指始皇）初登大宝之际，内有华阳太后、吕不韦等权臣掣肘于朝堂，外有韩、赵、魏、楚、燕、齐六国虎视于边境，形势可谓危如累卵。然陛下聪慧天成，深知隐忍之道，于亲政前韬光养晦，暗中积蓄力量。一旦时机成熟，亲掌权柄，便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肃清嫪毐之乱，罢黜相国吕不韦，彻底掌控朝局，其手段之果决，令人心折。内患既除，陛下便将目光投向寰宇，坚定不移地启动并主导了波澜壮阔的灭国之战。其目光之远大，非局限于一时一地；意志之坚韧，虽九死其犹未悔；用人之胆识，能拔擢王翦、蒙恬等良将于行伍，亦能纳客卿如斯者于庙堂。十年之间，韩、赵、魏、楚、燕、齐等雄踞一方数百年的诸侯国相继而亡，烽火连天的战乱岁月戛然而止，海内终归一统。此乃震古烁今之不世之功，非惟结束数百年割据混战、救民于水火，更在于奠定了华夏大地万世一统之宏基，其利在千秋，泽被后世。” 在李斯看来，没有始皇那种睥睨天下的气魄、洞察时局的眼光以及排除万难、将战略执行到底的强悍意志力，统一大业绝无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其个人在此过程中的核心领导作用，无可替代。
次功，在于“创立制度，奠定基石”。 这是他亲身参与设计、极力推行并终生引以为傲的政绩。他倾注了大量笔墨，详尽阐述：“……天下虽定于刀兵，然如何治理这前所未有之庞大帝国，实乃较之征战更为艰巨之难题。陛下高瞻远瞩，并未沉溺于武功之盛，而是毅然采纳斯等建议，力排众议，彻底废除行之数百年的分封旧制，全面推行郡县新政。使政令出于中央一孔，权力集于朝廷一身，此制度之创举，破天荒第一遭，彻底改变了‘封邦建国、诸侯裂土’的传统治理模式，为后世历朝历代所沿袭（虽时有反复），其影响至为深远，可谓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大一统王朝之基本政治框架。此外，推行‘书同文’，统一文字，使天南地北言语异声之人，可凭同一文字沟通无碍，文化得以交融传承；‘车同轨’，统一车轨宽度，便利交通，促进经济血脉流通；‘统一度量衡’，使市场交易、国家税收有统一标准可循，此非徒具形式之整齐划一，实为凝聚文化认同、促进经济深度融合、巩固国家统一之根本大计，其功绩潜移默化，却惠及万代。至于修筑驰道、开通灵渠等浩大工程，虽当时耗费民力甚巨，谤议亦多，然其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便利军事调遣与商贸往来、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之功，亦不可没。此一系列制度创设与基础设施建设，看似繁琐，实则功在当代，利在万世，乃帝国长治久安之坚实基石。”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这项开创性事业的认同与自豪。
再功，在于“开拓疆土，巩固边防”。 他亦客观记述了始皇对外经略的积极一面。提及派遣大将蒙恬北驱匈奴，夺取河套之地，筑城设县；派遣屠睢、赵佗等南征百越，将岭南广大区域纳入版图，使帝国疆域空前扩大，声威远播。同时，他也论及连接和修筑万里长城之事：“……陛下志在‘日月所照，舟车所至，莫不宾服’。北逐胡人，使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南辟荒服，置郡设县，虽用兵过程难免酷烈，然确使华夏文明之影响力随之拓展，疆域得以稳固。至于连接、增筑北境长城，虽劳民伤财，死伤无数，怨声载道，然于国防战略而言，此绵延万里的军事防线，在冷兵器时代，对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飘忽侵扰，保护中原农耕文明腹地之安宁，客观而言，亦有其不可否认的战略价值与历史作用，功过需分开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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