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静而近乎残酷地剖析了自身一生的“得”与“失”，权衡了功业与罪愆之后，李斯的笔触并未停歇，反而变得更加沉重、更加犀利，如同一位经验最丰富的老医师，手持最锋利的柳叶刀，开始解剖那贯穿他一生、既是推动他攀上权力巅峰的澎湃动力、亦是最终将他拖入深渊的致命毒药的根源——权力本身，以及那永不餍足的人心欲望。他怀着一种近乎悲悯与痛彻心扉的心情，以自己这活生生的、血淋淋的例证，开始了《忆往录》中极为重要、也注定将震撼后世无数读者的章节：“警示后人权欲之害”。
他首先以极具画面感和感染力的笔触，描绘了权力那令人目眩神迷、沉醉其中却又在不知不觉中扭曲人心的魔力。他回忆起自己当年初入秦廷，以一个来自楚国上蔡的卑微小吏身份，第一次踏入咸阳宫那巍峨耸立、气象万千的宫殿群时，所感受到的那种难以言喻的震撼与冲击。那高耸的穹顶、冰冷的铜柱、肃立的甲士、以及端坐于九重阶陛之上、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君王……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幅巨大而威严的权力图景。“……权力之味，初尝如最醇厚的烈酒，入口辛辣，却瞬间令人血脉贲张，神魂颠倒。置身其中，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渺小如尘埃的个体，只因靠近了这权力的核心，便似乎拥有了撬动天下、左右时局的巨大能量。一言可定人生死，一策可影响万民生计，一挥袖可引动风云变幻。此种感觉，蚀骨销魂，极易让人迷失本性，错将那平台（指国家机器与君王威权）之无上威势，视作了自身拥有的真实能力，从而渐生骄矜自大之心，目中无人，视天下苍生如蝼蚁草芥，可随意摆布。” 他坦诚地剖析自己，在权力巅峰时期，自己也曾深深地沉溺于这种幻觉之中，习惯于发号施令，享受那种言出法随、莫敢不从、百官俯首的快感。在不知不觉间，心肠被权力磨砺得日益刚硬，对细微的人文关怀、他人的痛苦与诉求，变得有些麻木和迟钝，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更多地从“是否有利”取代了“是否合乎情理”。
接着，他以自身数十载宦海浮沉的切肤之痛，深入骨髓地分析了当权力与个人欲望紧密结合后，所产生的几种足以致命的毒害。
其一，是对理智的彻底蒙蔽与判断力的严重失真。 他结合自己亲历的教训，沉痛地写道：“……当权欲炽盛，充斥脑海之时，人往往只会看到权力所能带来的巨大利益和无限风光，如同被蒙上了眼罩，对潜在的危险和显而易见的祸患视而不见；只热衷于算计成功之后的荣耀与收获，却难以冷静地预见失败可能带来的惨痛后果与万劫不复。耳根会变得极软，易于听信那些阿谀奉承、歌功颂德的谀辞媚语，而对于逆耳的忠言、冷静的劝谏，则会从心底产生厌恶和排斥，视其为对自己权威和智慧的挑战。对于任何潜在的风险苗头和反对的声音，会下意识地将其视为必须清除的障碍和威胁，从而倾向于采取压制、排斥甚至毁灭的手段，而非虚心听取、审慎考量。如此心态之下，所做的决策如何能不偏离正道？如何能不陷入刚愎自用、盲目自负的可怕境地？斯于始皇晚年，明知诸多政令或有苛急之弊，然劝谏渐少，并非全然无察，其中亦有畏惧祸患及身、恐惧失去君王信任与眷顾的私心杂虑掺杂其中，这便是权欲对臣子理智与风骨最可怕的侵蚀！”
其二，是人际关系的彻底异化与那如影随形、深入骨髓的极致孤独。 他深刻地揭示了权力场中人际关系的冰冷本质与残酷真相：“……一旦置身于权力核心的漩涡之中，几乎再也难以寻觅到纯粹的情谊。君臣之间，看似尊卑有序，实则充满了无尽的试探、猜忌与利益权衡，君视臣如器用，臣侍君如虎狼；同僚之间，表面一团和气，称兄道弟，背后多为赤裸裸的利益合作与残酷竞争，甚至是不择手段的倾轧与构陷；即便是骨肉至亲、多年故友，亦难免因巨大的利益牵扯、权力分配而心生隔阂，相互提防，甚至同室操戈。人人皆戴着厚重的面具而行，言不由衷，笑里藏刀，真心话藏在最深处，假话套话挂在嘴边。门前看似车水马龙，宾客如云，实则知己寥寥，无人可托付心腹。那至高无上的权力之位，亦是世间最寒冷的冰封王座，高处不胜寒，那种深入骨髓、无人可诉的极致孤独与时刻萦绕的不安感，非亲身经历者，绝难体会其万分之一的煎熬。斯这一生，位极人臣，看似风光无限，然暮年回首，环顾四周，可与之推心置腹、畅所欲言而毫无顾忌者，竟屈指可数，思之常感无限怅然与悲凉。”
其三，是对个人道德底线的不断冲击与无可奈何的步步妥协。 这是李斯反思最为痛切、笔触最为颤抖之处。他毫不避讳地承认，在那些波谲云诡、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为了达到某些目的（这些目的有时或许确实是为了推行他认为有利于国家的政策，但更多时候，或许只是为了巩固自身的权位、打击政敌），有时不得不使用一些阴暗的权谋手段，游走于道德与法律的边缘，甚至主动越界。“……权欲如同一个巨大而黑暗的漩涡，一旦被卷入其中，便极难全身而退。有时内心明知某事有违本心良知，有悖圣贤教诲，然或为所谓‘大局’计，或为紧要关头‘自保’计，亦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做。初时或觉无奈、愧疚，然久而久之，次数一多，便渐渐习以为常，甚至开始为自己寻找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自我安慰、自我说服，将不义之举粉饰为‘必要的牺牲’或‘无奈的抉择’。对同门师兄韩非之事，便是最鲜明、最残酷的例证（暗示自己可能参与或默许了韩非之死）。道德底线如同堤坝，一旦出现裂痕并失守，便可能一退再退，最终与当初自己所厌恶、所不齿的那些人、那些事，在本质上并无区别。此乃权欲对人性良善面最彻底、最可怕的戕害与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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