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寿宁侯、建昌侯两位国舅爷在京中权贵圈率先掀起的“海洋财富论”，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不断扩大，逐渐演变成一股不可忽视的舆论浪潮。
茶楼酒肆、文人雅集、甚至深宅内院，谈论海外物产之丰饶、通商获利之巨，已成为一种风尚。
市井间，关于三宝太监当年带回的奇珍异宝的故事被描绘得愈发神乎其神，仿佛那茫茫大洋之上，遍地黄金，俯拾即是。这股风潮不可避免地吹进了高高的宫墙，弥漫在庄严肃穆的紫禁城上空。
初秋的一次常朝，气氛与往日略显不同。
在按部就班地处理完几项常规政务后，一名出身福建、素以敢言着称的给事中林润，手持玉笏，出班奏事，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延续百年的基本国策——海禁。
“陛下！”林润声音洪亮，带着几分闽地口音，“臣近日观东南奏报，倭患愈炽，百姓流离。然细究其源，此‘倭寇’之中，十之七八实为我大明弃民、濒海灶丁！彼等为何铤而走险？盖因海禁森严，片板不得下海，断其生路所致！”
他环视一周，见众人目光聚焦，继续慷慨陈词：“臣闻，海外诸国，对我朝丝绸、瓷器、茶叶渴求若狂，利逾十倍。而彼地所产之香料、珠宝、硬木、白银，于我朝亦为紧缺之物。若能效仿前朝，重开市舶，规范海贸，则一可安顿沿海百姓，使其有正当营生，釜底抽薪，绝匪寇之源；二可大增国库税入，充盈军饷，强固海防；三可扬我国威于域外，使万邦来朝。此乃利国利民之良策，何以固守‘片板不下海’之旧规，坐视东南糜烂、财源枯竭？”
此言一出，犹如在滚沸的油锅里滴入了冷水，整个朝堂瞬间炸开了锅。
“荒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储巏立刻出列反驳，他面色涨红，须发皆张，“林给事此言，大谬不然！海禁乃太祖高皇帝所定祖制，旨在防倭患、固海疆、禁奸民与外人交通！岂可轻言变更？海外之物，不过奇技淫巧，玩物丧志之物！若开海禁，必使奢靡之风盛行，人心不古，更恐内外勾结，祸乱滋生！届时，倭患未平，又生内乱，孰之过欤？”
“储大人此言差矣！”户部右侍郎接过话头，他掌管钱粮，对国库空虚感受最深，“祖制亦需因时制宜！如今海禁之下，倭患可曾稍减？沿海百姓可曾安居？国库可曾充盈？事实胜于雄辩！开海通商，绝非仅为追逐奇珍，实为开辟税源、安定地方之必需！东南若能因海贸而富，则天下赋税压力可减，此乃大局！”
紧接着，一位籍贯南直隶的翰林学士也站出来支持林润：“《大学》云：‘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海贸即是‘生之者众’、‘为之者疾’之大途！且圣人亦言‘通天下之志’，与海外诸国和平往来，交换有无，正是王道之举，岂能一概以‘勾结’视之？”
反对者则引经据典，坚守“华夷之辨”和“重农抑商”的教条：“农为国之本，商为末业！若人人逐利海外，谁人来事农耕？本末倒置，国将不国！”“与夷狄交通，有损天朝上国体统！况海外情况不明，若引来更强之外患，如宋元之故事，岂非引狼入室？”
支持者则举出实际利益和现实困境：“东南地狭人稠，不靠海贸，何以养活百万生灵？”“市舶之利，前朝已有明证。如今沿海豪强私下贸易，利润尽入私囊，朝廷不得分文，反而要耗费巨资剿匪，岂非本末倒置？”
双方引经据典，各执一词，争论得面红耳赤。支持开海者，多与东南沿海利益攸关，或掌管财政、务实求变的官员；反对者，则多为恪守理学教条、担忧社会风气或出于内地利益考虑的保守派。勋贵集团中，以两位国舅为代表，明显倾向于开海，但他们并未直接下场参与文臣的辩论，只是在一旁不时点头，或交换着眼色。
端坐于龙椅之上的弘治帝，面色平静地听着下方的激烈争吵，手指轻轻敲打着扶手，看不出喜怒。他的目光偶尔会扫过班列中沉默不语的陆仁。
他手持玉笏，眼观鼻，鼻观心，仿佛这场关乎他正在推动的船政事业命运的辩论，与他毫无关系。
他深知，海禁之争，根子太深，牵扯的利益和观念盘根错节，绝非一次朝会辩论所能解决。眼下双方势均力敌，谁也说服不了谁。贸然下场，不仅无法打破僵局，反而可能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打乱整个布局。
他的内心无比清醒：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道理讲得多透彻，而在于实力的对比能否改变。反对者最有力的武器，除了“祖制”大旗，便是对海上力量的担忧——担心开了海禁，却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护海疆，反而会招致更大的祸患。
“任你们吵得天花乱坠，”陆仁心中暗道，“若无坚船利炮守护海疆，一切皆是空谈。现在吵得越凶，将来‘破浪’系列战舰下水成军、新式火炮彰显威力之时，这反对的堤坝崩塌得就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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