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绝新生奴诏》与《禁虐奴令》如同两颗重磅炸弹，通过《华朝旬报》的刊载，瞬间引爆了整个华朝。朝堂之上，保守派官员言辞激烈，痛心疾首，言称此乃“动摇国本，背离祖制”；地方豪强则暗流涌动，或阳奉阴违，或串联密议，试图阻挠；而无数身处底层的奴仆、部曲，则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微光，心中涌起难以言喻的激动与期盼。
然而，张圣深知，仅仅两道诏令，若无配套的、严密的法律体系作为支撑和保障，无异于空中楼阁。专利法的构想与废除奴隶制的决心，如同两条引线，彻底点燃了他对华朝整个律法体系进行大刀阔斧修订的迫切需求。旧的《华律》基于旧有的社会结构，已远远无法适应一个正在迈向工业化、追求创新、并试图解放人力的新兴帝国。
养心殿再次成为了风暴的中心。这一次，参与会议的除了之前的核心重臣，刑部尚书高柔带来了他手下最精干、思想相对开明的几位律法博士，甚至连年事已高、德高望重、曾主持编修前朝律典的大儒管宁（虚构人物）也被请来，作为传统律法思想的代表，以期减少阻力。
殿内气氛凝重，空气中弥漫着无形的交锋。
“陛下，”高柔率先开口，他面前堆满了厚厚的律法卷宗，“《专利法》草案，臣等已初步拟定。然，其中‘侵权’之界定与惩处，牵涉《刑律》。若依草案，仿制专利器物牟利者，需课以重罚，乃至监禁。而现行《刑律》对此类‘仿造’行为，并无相应重罚条款，多以民事赔偿或轻微杖责了事。此其一。”
他顿了顿，继续道：“其二，关于废奴。陛下之诏令，意在解放人力，使其为自由民。然，奴籍废除后，其与原主家之关系如何界定？是雇佣，还是租佃？其间权利义务、纠纷诉讼，依何律裁决？其身份转变后，财产权、婚姻权、诉讼权如何保障？此皆需《民律》予以明确。而现行《民律》，主体乃基于良贱有别之前提，诸多条款已不适用。”
管宁颤巍巍地起身，声音苍老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持：“陛下，老臣以为，律法乃国之重器，不可轻动。圣人制礼作乐，定律设刑，皆有所本。这‘专利’之说，鼓励匠人逐利，已非君子之道；而今又要废除千年之奴制，动摇贵贱尊卑之序，若再因此大规模修订《刑律》、《民律》，老臣恐……礼崩乐坏，国将不国啊！”
徐元也面露难色，他虽然逐渐理解了张圣的雄心，但面对如此颠覆性的变革，依旧感到步履维艰。
张圣并未动怒，他知道这是必经的过程。他目光平静地看向管宁，语气沉稳：“管老爱卿，朕问你，律法之目的为何？”
管宁一怔，答道：“自然是为定分止争，惩恶扬善，维护纲常伦理。”
“说得好！”张圣颔首，“定分止争，惩恶扬善。然，如今之‘分’已变！昔日之‘奴’，即将成为自由之‘民’，此乃新‘分’！昔日仿造技艺，或许无伤大雅，然今日若有匠人呕心沥血发明利国利民之器，却被人轻易窃取仿制，使其血本无归，此非‘恶’乎？不该‘惩’乎？律法若不能因时制宜，保护应保护之人，惩戒应惩戒之事，岂非空文？维护的，又是何等僵化之‘纲常’？”
他站起身，走到殿中，声音朗朗，传入每个人耳中：“朕欲修订律法，非为破坏，实为重建！重建一个能适应新时代、能保护创新、能保障民权、能促进公平的律法体系！此乃巩固国本，而非动摇国本！”
他看向诸葛亮：“孔明，你曾言‘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朕以为，治国之道，亦需‘立法度’！一个清晰、公正、与时俱进的律法，才是帝国长治久安的基石。”
诸葛亮深深一揖：“陛下圣明！臣以为，修订律法，势在必行。当以《专利法》、《废奴令》为契机，系统梳理《刑律》、《民律》，乃至《商律》、《讼律》等，去芜存菁，革故鼎新。”
寒生也从经济角度补充：“陛下，明晰的律法能降低交易之险，保护产权，实为繁荣商贸之必需。譬如，若有《专利法》保护，商人投资新工坊、新技术方能安心；若有明晰之《民律》界定雇佣关系，劳资双方方能各得其所，减少纷争，利于生产。”
张圣最终拍板：“既然如此，便成立‘律法修订馆’，由高柔总领，诸葛亮、徐元协理，抽调刑部、礼部、户部、工部精干人员，并征询地方明法之吏及民间有识之士意见。修订之原则，朕定几条：
“第一，《刑律》修订：废除诸如‘奴仆伤主，加等治罪’等体现身份不平等的条款。确立‘法律面前，众生平等’之原则，量刑依据罪行本身之轻重，而非身份之贵贱。增设‘侵犯专利权’、‘虐待人口’（针对尚未完全废除的奴仆）等新罪名，并明确量刑标准。
“第二，《民律》修订：此为重中之重！要彻底打破‘良贱’壁垒，确立以‘个人’为权利主体的原则。明确物权、债权、婚姻、继承等各方面之权利义务。针对废奴过渡期及之后，详细规定原主仆关系向雇佣、租佃关系的转化流程，保障新自由民的基本权利，如人身自由、契约自由、财产权利等。同时，也要对土地交易、商业契约、借贷关系等做出更细致、更公平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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