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弗莱站了起来。
椅子腿在大理石地板上刮出一声刺耳的噪音。
“主编，你不能因为一个案例就否定整个审稿制度。就算陈述是天才，世界上有几个陈述？我们不能为了天才修改规矩，规矩是为大多数人定的，大多数本科生不具备独立研究的能力。”
“那门槛降低不等于标准降低。”
“把投稿门槛降低，后果就是洪水滔天。我们会被垃圾论文淹没，审稿工作量会爆炸，期刊质量会崩溃。最后砸的是《柳叶刀》的招牌。”
“砸招牌的不是垃圾论文。”克劳馥把手按在那份清单上，手掌压住纸页，“是拒绝真论文。一家医学期刊，最怕的不是发了水平不够的论文，是拒绝了水平足够但出身不对的论文。前者是水平问题，后者是良心问题。水平问题可以改进，良心问题会烂在根上。”
“你太理想主义了。”
汉弗莱摇了摇头，声音里带上了一丝疲惫。
“数据审计制度放在一个岛国可以，规模小。放到全球学术界怎么执行？谁来做独立审计？审计费用谁出？审计周期要多长？你动动嘴皮子说改规矩，落地执行要多少人多少年？万一出了丑闻，谁负责？”
“我来负责。”
克劳馥的声音不高，每个字都像钉子钉在红木桌面上。
玛格丽特抬起眼睛看着她，眼神很复杂，有敬佩，有担忧，还有一丝说不清的东西。
那是一个在体制里待了半辈子的人，看着另一个在体制里待了半辈子的人忽然站出来说要砸碎体制时，那种本能的心悸。
“你负责，你负得起吗？”
玛格丽特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压在会议室里。
“这个制度的改动，涉及全球学术圈的利益链。你一个编辑，在利益链面前算什么？大学排名、经费分配、职称评审、人才帽子，全跟论文发表挂钩。你改规矩，就是动了这些链条的齿轮。齿轮一转，整个机器都会响。”
“我知道。”
“到时候谁找你麻烦？不是《柳叶刀》，是全世界的高校、科研院所、学术委员会。你扛得住？”
克劳馥沉默了一会儿，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边缘，杯里的红茶已经彻底凉透了。
脑海里翻涌起山田隆蹲在机床前的画面，三条棉布铺在膝盖上，粗布去油，细布去尘，绒布去静电。她问山田隆，擦机床擦了三十年，不烦吗？
山田隆头也不抬。
“机床不会骗人，棉布不会骗人，手里的活不会骗人。你推不动的，后来人帮你推。”
克劳馥深吸一口气，抬起头。
“我知道我扛不住，所以我不打算一个人扛，我今天在会议上提出这个改革，不是在征求你们的同意，我是在邀请你们和我一起扛。”
她环视会议室，目光在每一张脸上停留。
“你们中间，如果有人和我一样，在某个深夜醒来，想起自己退掉的那篇论文。如果那篇论文的作者是一个没有高级职称的年轻人，一个来自非顶尖机构的不知名学者，一个用大半辈子蹲在田间地头做出来的数据，却被审稿人一句‘缺乏创新性’打回去的老教授。”
“如果你也在后悔。”
“那就站起来，跟我一起扛。”
会议室里出现了长久的沉默。不是死寂，是水面下的暗涌。
有人在转笔，笔杆在指间转了一圈又一圈。
有人摘下眼镜用袖口擦镜片，擦了半天也没戴上。
有人看着桌上的某一点出神，眼神飘得很远。
角落里的年轻编辑慢慢举起手。
“我入行四年，去年退了一篇稿子，作者是尼日利亚一个不知名大学的博士生。做的是疟疾疫苗的佐剂研究，数据扎实，设计也有巧思，但我退了。”
“理由呢？”
“样本量不够，只有四十八只小鼠。后来那篇稿子发在一个影响因子不到零点几的地区期刊上，没人引用。我后悔了。如果他是牛津的，我会让他补实验。但他是尼日利亚的，我直接退稿。”
他的手放下来，搁在桌上。手指微微发抖。
“我愿意加入改革方案。”
又一个编辑站起来，中年女人，穿灰色开衫，头发用发夹随意夹在脑后。
“我退过一篇抑郁症肠道菌群的研究，作者是伊朗的一个女助理教授。实验设计很好，但医院伦理批件用的是波斯语。我要求她翻译成英文并做公证。”
“公证费用多少？”
“超过她一个月的工资，她放弃了。后来类似的研究发在《自然》上，通讯作者是斯坦福的教授。同样的思路，同样的方法。唯一的区别是，斯坦福不差公证费。”
她顿了顿。
“算我一个。”
汉弗莱看着站起来的同事，又看着撑着桌沿的克劳馥。嘴角抽动了一下，把钢笔缓缓插回笔帽。动作很轻，几乎没有发出声音。
“我不同意你们的方案，但我也不会阻止你们试。任何事情在变成规矩之前，都需要先有一个地方证明它行得通。希望岛已经证明了第一例，你们要证明第二例、第三例。证明够了，规矩自然会改。证明不够，你们自己会被规矩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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