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五日上午十点，笔尖在稿纸的最后一个句号上轻轻一顿，仿佛为一段漫长的旅程画上了休止符。
《独龙江上的小学》，全书十二万字，完稿。
成功的喜悦稍纵即逝，一股更深沉、更复杂的情绪悄然弥漫心头。他下意识地拿起书桌上的电话，手指习惯性地拨向那个熟悉的号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冰如编辑。
动作在半空中僵住。
是啊，叶姐已经正式退休，虽然她离开前，郑重地将社里几位能力出众的年轻编辑介绍给他，反复叮嘱“以后稿子交给他们，我放心”，但近二十年的默契与情谊，又岂是简单的交接所能替代？
那是一位从他二十岁出头、还是个住在出版社招待所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时，就一眼识出他才华的伯乐；是一位为他的《牧马人》《钟鼓楼》等作品一字一句斟酌、据理力争的优秀编辑；更是一位见证了他从青涩到成熟、从孤独到成家立业的人生挚友。那些深夜讨论稿件的电话，那些为某个情节争得面红耳赤后又相视一笑的瞬间，那些作品成功时共享的喜悦，那些人生低谷时无声的扶持……点点滴滴，汇聚成一条温暖而坚实的河流，滋养了他的创作生涯。
如今，这条河流似乎拐了一个弯，流向了他无法触及的远方。那种“再也不能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叶姐”的怅然若失，像窗外的微寒，细细密密地渗入心底。将《独龙江上的小学》这样一部凝聚了他对底层深切关怀的作品，再交给虽然专业但终究隔了一层的“新编辑”，他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疏离。
一个念头逐渐清晰：是时候做出改变了。或许，将这部描绘希望的作品，交给一座同样充满活力、正在奋力书写中国新篇章的城市，交给一家与北京文坛气质迥异的新出版社，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他决定，将《独龙江上的小学》投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地址，他记得是在绍兴路7号，那条闻名遐迩的出版一条街。
下定决心后，许愿行动利落。他没有选择邮寄稿件这种常规方式，而是决定亲自前往。他小心地将那份厚厚的手稿放入副驾驶座，仿佛护送一件珍宝。
车子驶过南浦大桥，浦西老城区的风貌逐渐呈现。相比浦东的崭新摩登，这里更显底蕴深厚。
许愿将车停在路边，拿着装有手稿的公文包，走进出版社大门。门卫室的老先生抬头打量了他一下，或许是那辆虎头奔和许愿沉稳的气度让人不敢怠慢，并未阻拦。
前台是一位年轻的姑娘，正在接电话。许愿安静地等在一旁，直到她挂断电话，才上前一步，平和地开口：“你好，我找一下总编室。”
“先生您好，请问有预约吗？”姑娘礼貌地问。
“没有预约。”许愿微微一笑，“我叫许愿，带来一部书稿，想请总编看看。”
“许愿？”姑娘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脸上闪过一丝困惑，随即像是想起了什么，眼睛猛地睁大，声音都提高了八度，“您…您是那位写《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许愿老师？！”
她的惊呼引来了旁边办公室的注意。一位中年编辑探出头来，看清许愿的面容后，也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立刻快步走了过来：“许愿老师？真是您！您怎么来我们社了？快请进！快请进！”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快的传开。短短几分钟内，原本略显安静的走廊变得热闹起来。编辑们纷纷从各自的办公室走出，脸上带着惊讶、好奇和掩饰不住的兴奋。许愿的名字，在中国文坛意味着销量、口碑和深远的影响力。《牧马人》的质朴深情，《钟鼓楼》的京味史诗，《活着》的苦难与坚韧，《许三观卖血记》的幽默与悲凉，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他的突然造访，对于任何一家出版社来说，都无异于一场“地震”。
很快，一位头发花白、戴着金边眼镜、气质儒雅的老者在几位中年编辑的簇拥下匆匆赶来。他便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总编。
“许愿同志！欢迎欢迎！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李总编热情地伸出双手，紧紧握住许愿的手，力道很大，眼中闪烁着激动和真诚的光芒，“早就拜读过您的众多大作，心生敬意，没想到今天能在我们这小地方见到您本人！真是蓬荜生辉！”
寒暄过后，许愿被热情地请进总编办公室。落座后，工作人员奉上清香扑鼻的龙井茶。许愿没有过多客套，直接从公文包里拿出了那摞厚厚的《独龙江上的小学》手稿，双手递到李总编面前。
“李总编，这是我刚完成的一部新作，是以云南独龙江地区扶贫教育为背景的。今天冒昧来访，就是想请贵社的各位老师斧正。”
李总编郑重地接过手稿，指尖拂过封面上的标题，神色立刻变得严肃而专注。“许愿同志的新作，还是关注现实民生的题材，这必定是心血之作！”他当即对身边的几位资深编辑吩咐道，“立刻通知小说编辑室、文学编辑室的主任、副主任，还有几位首席编辑，马上到小会议室！其他工作暂时后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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