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亮起的瞬间，林远正把第二条领带挂回衣架。那条深蓝的，夹层里刚换上新的录音模块。他看了眼短信，没有点开，而是先把衣领整理好，扣上最上面那颗扣子，再把领带夹轻轻压住布料。
他走到书桌前坐下，打开平板。建委档案的照片还在，放大后印章边缘清晰可辨。他正准备重新标记时间线，手机震动第二次。这次是来电，号码隐藏。
他接起来，没说话。
电话那头只有呼吸声，几秒后挂断。
他没删记录，而是把号码复制进备忘录，标上“未回应”。然后起身穿上外套，抓起包。老周住院已经三天，他一直没去。不是不想，是不敢。每次靠近真相一步，身边就有人倒下。他得确保自己还能站着走进病房。
医院走廊安静得反常。保洁车停在拐角，拖把斜靠在墙上，水滴顺着杆子往下淌，在地砖上积成一小片。他走过护士站时，值班的护士抬头看了他一眼，没问，只指了指三号床的方向。
病房门虚掩着。他推开门，看见老周躺在靠窗那张床上，身上连着三根管子，脑袋歪向一边，眼睛闭着。床头监护仪的数字跳得平稳，但节奏很慢。他走过去，把包放在椅子上，从里面取出一个小型录音设备，放在床头柜最外侧，屏幕朝下。
他握住老周的手。那只手枯瘦得像干树枝，皮肤薄得能看见下面发青的血管。他低声说：“是我，林远。”
老周的眼皮动了一下。
他又说：“您说过的话，我都记着。建委的事，我查了。”
这次，老周的眼睛睁开了。浑浊，但瞳孔在慢慢聚焦。他的嘴唇开始颤抖，喉咙里发出断续的气音。
林远把录音设备往他手边挪了半寸。
老周的右手突然抬起，不是挥动，而是猛地攥住他的手腕。力气大得不像一个病人。他张着嘴，像是在拼某个词，可声音卡在喉咙里。林远俯身靠近，听见两个字：“……档……案……”
他立刻接上：“市建委？”
老周的头轻轻点了半下，又挤出三个字：“市……建……委……”
说完，他的手猛地抽搐，整个人往床里侧歪去。监护仪警报响起，尖锐的声音划破走廊。林远还没来得及反应，护士冲了进来，一把推开他。
“病人现在不能受刺激！出去！”
他被拦在门外。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风吹进来，把病历单的一角掀了起来。他低头看着手里那张被护士塞回来的纸，上面写着“脑干损伤，语言中枢永久性丧失”。他捏着纸，指节发白。
回到车上，他把录音文件导进手机，反复听那三秒钟。声音断续，但关键词清晰。他打开手写本，在最新一页写下：“老周遗言：市建委档案”，然后在下面画了一道横线，写：“最后一条路，只能自己走。”
他开车回住处，路上没开导航。经过两个路口后，他拐进一条窄巷，把车停在旧书店后门。下车前，他把录音文件转存到一张MicroSD卡里，塞进烟盒底部，再把烟盒放进外套内袋。
回到家，他没开灯，直接走到书桌前，把建委档案的打印件全部摊开。顾问费明细、支付周期、签章位置，他一项项对照。突然，他的目光停在附件页脚的一行小字上：“附：项目协调会参会人员名单及意见记录”。
他翻到下一页。
一张A4纸，打印着二十三个名字。大部分是建委、规划局、财政局的干部，还有几个律师协会的代表。他逐行往下看，直到最后一段——手写批注，墨迹比正文深，像是后来加的。
“以下人员对项目资金流向及顾问费合理性提出异议：林建国、周怀民、沈明远。”
他的呼吸停了一下。
父亲的名字，排在第一个。
他盯着那三个字，足足看了五分钟。不是照片，不是口述，是白纸黑字，出现在一份被尘封二十年的政府文件里。他不是败诉后退场，不是妥协，不是认输。他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人。
他拿起红笔，在“林建国”三个字上画了个圈。笔尖压得很重，纸面微微凹陷。然后在旁边写：“你早就知道会这样，对吗？”
他把整页复印件钉在墙上，贴在“建委档案”节点的正上方。红线从老周的名字拉出来，穿过“遗言”，连到这份名单。他又抽出一张空白纸，写下三个名字，用方框框住。盯着看了很久，才在下方写：“他们一起站过。”
手机震动。是银行通知，新账户已激活。他没看，而是把打印件重新收进《民法典》书脊夹层。书放回抽屉时，碰到了那半张烧毁的会议记录残页。他停顿一秒，没拿出来，只是把抽屉推紧。
第二天一早，他去了市档案馆。不是建委，是市属公共档案中心。他申请调阅1999年城南片区开发项目的公开备案材料。工作人员递来一份目录，他快速翻阅，在“附件六”看到一项：“协调会异议人员书面说明（已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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