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下响起一阵嗡嗡的讨论声，对于很多农村孩子来说，正式办理身份证是一件颇具仪式感的大事。
然而，王老师的目光在教室里扫视一圈，最后落在了沈文勤身上，补充了一句：“沈文勤，你就不用去了。”
一瞬间，教室里安静了下来。所有的目光，或好奇，或疑惑，或带着某种猜测，齐刷刷地投向了沈文勤。
沈文勤的心脏猛地一沉，尽管早有预料，但当众被点名豁免，还是让她感到一种被单独剥离出来的尴尬和难堪。这意味着她的“特殊情况”已经被学校层面知晓，并且以一种隐晦而又直接的方式公示于众。
她看到袁岩特意转过头，用那种混合着挑衅和看热闹的眼神斜睨着她，嘴角歪到一个夸张的、充满恶意的角度，仿佛在说：“看吧，你就是个异类。”
而坐在她不远处的林薇和李静，也同时看了过来。李静的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惊讶和疑问，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又咽了回去。林薇的眼神则复杂得多，有关切，有了然，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仿佛“共犯”般的隐秘联结。她没有说话，只是对上了沈文勤的目光，微微眨了眨眼，那眼神仿佛在说：“看，我说中了吧。”
下午，沈文勤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家中，本以为会面对一室冷清，却意外地听到父母在客厅里的谈话声，语气中带着明显的焦灼。
她推开客厅的门，只见不大的空间里烟雾缭绕，父亲沈卫国眉头拧成了疙瘩，面前的旧木桌上摊开着好几本皱巴巴的笔记本和密密麻麻写满数字的纸张。母亲白玲坐在一旁，手里拿着计算器，手指飞快地按动着，时不时报出一个数字，脸色也同样凝重。
“回来了？”白玲抬头看了女儿一眼，又立刻埋首于那些数字中，叹了口气，“正为车票的事发愁呢。”
沈卫国狠狠吸了一口烟，吐出浓重的烟雾：“妈的，光是统计清楚具体人数就够头疼的了！咱们亲戚从老家带过来的，还有他们有关系的老赵、老王他们十来个个包工头介绍来的，名单对来对去，总算理清楚了，加起来一三千一百来人，这还不算几个半路说不干提前走了的。”
“人数还只是一方面，”白玲接口道，语气疲惫，“每个包工头手下的人，工钱结算方式还不一样。老赵那边的人，当初说好我们只付大清包的钱给他，他手下人的工钱和来回车费由他负责。老王这边，是我们直接管人，但车费要从工钱里扣，现在一个个都等着拿全款回家，这车费我们先垫上，后面还得一笔笔跟他们算清楚，麻烦得很！”
沈文勤默默放下书包，走到桌边，看着那些写满人名、斤数、应发工钱、预支款项、最终实付的复杂账目，能感受到父母的压力。
“最要命的是车票！”沈卫国用粗糙的手指敲着桌子，声音带着火气，“我今天跑了一趟镇上那个小小的售票点，人家一听我要订三千多张去河南、四川的联程票，还是连座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直接说没那么多票，让分批走。可分批走怎么行？这些人大多是一个村一个乡的，必须一起行动，互相有个照应，而且我们签的合同也是包接到送回。再说，分批走，多出来的食宿费谁出？后续的人万一滞留在路上，出了事谁负责？”
他越说越气：“那个售票员，态度还横得很，说现在是年底运输旺季，能零散买到几张就不错了，想一次性搞定几百张票？‘没这个规矩！’她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房间里陷入沉默，只剩下计算器被无意识按动的“归零”声和沈卫国粗重的呼吸声。三千多人，归途受阻，这不仅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损失（滞留期间的食宿、可能的误工赔偿），更可能引发工人们新一轮的焦虑和骚动，之前好不容易平息的工钱风波恐怕会再起波澜。
沈文勤看着父母愁云惨淡的脸，目光扫过桌上那堆令人头疼的名单和数字，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身影——周逸鸣。他父亲是在市里工作的干部，虽然不清楚具体职位，但或许……能接触到更上层的关系，或者至少能指点一下迷津，知道这种特殊情况该怎么处理，找哪个部门沟通？
她犹豫了一下，知道这个开口可能意味着欠下人情，但看着父母一筹莫展的样子，还是深吸一口气，轻声开口道：“爸，妈，或许……可以试试找找周逸鸣问问看？”
沈卫国和白玲同时抬起头，疑惑地看向女儿。
“周逸鸣？”白玲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似乎在回忆。
“就是……上次在轧花厂碰到的，我认识的市二中的同学。”沈文勤解释道，“他父亲好像在市里工作，说不定……能帮忙问问情况，或者知道该怎么走流程？总比我们在这里干着急强。”
沈卫国沉吟了片刻，掐灭了手中的烟头。眼下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死马当作活马医吧。他点了点头，带着一丝疲惫和希望看向女儿：“那……文勤，你打个电话问问看？态度好一点，别让人家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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