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饼铺里，油条在锅中滋滋作响，豆浆的醇厚香气与炭火的焦香混合在一起，是这座老城独有的人间烟火。
然而，这张桌子上的气氛，却比窗外清晨的薄雾还要冷。
耿建国那句话，像一根冰锥，直直扎向小王。问题尖锐，不留情面，带着十年风霜打磨出的刻薄与通透。周围几位老人的目光，也都齐刷刷地聚焦在小王脸上，像是一场无声的审判。
小王感觉自己的后心在冒汗。他想起了来之前，林市长在电话里的叮嘱：“多听，少说，把每个人脸上的表情，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在心里。”
他没有急着辩解，而是拉开一张条凳，在桌子的末尾坐了下来，姿态放得很低。他给自己也叫了一碗豆浆，双手捧着，感受着碗壁传来的温热。
“耿大爷，您说得对。”小王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我们林市长，现在的麻烦确实不少。”
他没有回避，反而坦然承认。这一句出乎意料的实在话，让耿建国准备好的一连串嘲讽都堵在了喉咙里。他眯起眼睛，想看看这个年轻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小王继续说：“大院里，现在很多人都躲着我们走。说我们林市长年轻气盛，识人不明，政治上犯了幼稚病，是个笑话。”
他把那些最难听的话，自己说了出来，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
桌上的气氛有了一丝微妙的变化。几位老人脸上的警惕，似乎松动了那么一小丝。他们斗了一辈子，最烦的就是官腔和粉饰太平。这个年轻人，有点意思。
“既然是笑话，那还不好好待在医院里反省，跑来我们这堆陈年旧账里找不痛快？”旁边一位戴着老花镜，看起来颇有几分书卷气的老人推了推眼镜，慢悠悠地问道。他是以前的中学老师，姓周。
小王喝了一口豆浆，那股暖流让他纷乱的心绪平复了些许。
“周老师，我们林市长有句话，我不知道说得对不对。”小王看着周老师，目光诚恳，“他说，官场上的麻烦，就像解数学题。有的时候，你盯着这道题解不出来，不妨先去做做旁边那道题，说不定，那道题的答案，就是这道题的解题公式。”
周老师愣了一下，手指无意识地在桌上画着圈，像是在演算这个“公式”。
“狗屁的公式！”耿建国把手里的烧饼重重往桌上一拍，震得碗里的豆浆都晃了出来，“小伙子，别跟我们绕弯子！你们当官的，心眼比蜂窝煤都多！我们金源小区这道题，十几年了，多少‘数学家’来看过？最后呢？题还在那，解题的人全跑了！”
他指了指自己身边的老伴，王阿姨。王阿姨一直没说话，只是默默地用筷子把一根油条掰成小段，放进耿建国的碗里。她的眼圈是红的，眼袋很重，像是常年没有睡过好觉。
“看到没？”耿建国的声音嘶哑了，“我老伴，当年为了给我们儿子攒婚房的首付，白天在纺织厂上班，晚上去给人织毛衣，熬坏了一双眼睛。现在，儿子没了，房子还是个水泥壳子。你跟我谈公式？我告诉你，我们的公式，就是拿命在算！”
“老耿，别说了……”王阿姨拉了拉他的袖子，声音细微得像蚊子叫。
小王的心，被狠狠地揪了一下。他这才明白，这顿早饭，吃的不是烧饼油条，是这群老人用十年血泪熬出来的苦水。
他放下了碗，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崭新的笔记本和一支笔。他没有再说话，而是看向桌上的每一个人，用眼神示意，他在听。
坐在角落的一个老头，一直低着头，沉默地用勺子搅着碗里的豆腐脑。他叫孙伯，以前是开货车的，性格最是内向。
“我……我能说两句吗？”孙伯抬起头，嘴唇哆嗦着。
耿建国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
“我那房子，是给我闺女准备的嫁妆。”孙伯的声音很小，却像针一样扎人，“当年，亲家那边说得好好的，只要房子到手就结婚。结果……房子烂尾了。亲家说我们家是骗子，婚事黄了。我闺女……我闺女受不了这个刺激，在外面谈了个不三不四的，跟人跑了。十年了，一个电话都没有……”
说到最后，这个年过花甲的男人，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捂住了脸，肩膀剧烈地耸动起来。
一时间，满屋的烟火气，都像是被这无声的哭泣给浇灭了。
小王握着笔的手在微微发抖。他一笔一划地，在笔记本上记下“孙伯，女儿，嫁妆”，每一个字都重若千钧。
他没有说一句“请节哀”或者“我们一定会调查”之类的废话。他知道，任何安慰在此刻都是一种亵渎。他能做的，只有记录。
这是一种姿态。一种前所未有的，愿意把他们这些“麻烦”当成正经事来记录的姿态。
耿建国一直冷冷地看着他，看着他从一开始的紧张，到现在的沉默，再到他低头认真记录的侧脸。那双锐利的眼睛里，冰层正在一丝一丝地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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