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的时候和蓝刚差不多,没有人送行。但启德机场的候机楼里有人看见他走到登机口之前回头看了一眼,像是在确认没有人在追他。他登机之后,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了很长一段距离才拉起来,机翼掠过维港上方的时候,地面的灯光正在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像一层正在慢慢铺开的旧网。
葛柏一走,全港警队炸了锅。报纸的头版标题越来越大,电台的滚动新闻越来越密集,英文报和中文报的措辞不同,但指向相同。紧接着,1974年2月,港督麦理浩宣布成立“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ICAC,独立于警队,独立于法庭,有权直接拘捕警务人员。这个新部门成立的那一天,香港的报纸在头版刊登了麦理浩在记者会上的照片,他站在讲台后面,面前的麦克风没有调成一条直线,中间有两支的间距明显比其他的小半寸。
雷洛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前就已经举家逃往加拿大。他走的那天天气很好,维港上空没有云,启德机场的跑道被午后的日光照得发白。他没有像葛柏那样从登机口回头看一眼,也没有在候机楼里停留太久,只是沿着队伍往前走,等前面的人通过安检之后,自己跟上去,手里没有提箱子。
韩森是之后一个走的人。他1972年底才升任新界总探长,只当了两个多月,预感大势已去,立刻退休跑路加拿大。他走的时候比雷洛和蓝刚都紧张,进候机楼之前先在停车场抽了两根烟,然后把烟头踩灭了才往入口走。
颜雄本来觉得自己只是个小角色,四大探长里最不起眼的那个,不至于有人追查到他头上。结果一看四大探长跑了仨,立马逃往泰国定居。事实证明他跑得没错,他刚落地,ICAC的通缉令就下来了。
王老吉是在家里听说这些消息的。他八十多岁了,膝盖不好,走路需要拄着一根藤编拐杖,院子里的花圃他每天上午都要亲自浇一遍水,用那只铝制的长嘴水壶沿着花圃边缘慢慢走,每一株都浇到,浇完才进屋坐下。他耳朵也有些背了,听新闻的时候要把收音机音量调到最大,播音员的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在客厅里回荡,有时候邻居家的小孩在巷口喊什么他也听不见。但ICAC那条新闻他听清了。
他把收音机关了,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窗外的光线从灰白变成灰蓝,他没有开灯。
大马和小马是在那天傍晚来找他的。他们进门的时候脚步比平时快一些,小马手里还攥着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广告,像是刚在哪里看完还没来得及收进包里。大马走在前面,推开院门的时候先喊了一声“契爷”,声音比平时高一些,像是要用音量把那句还没说出口的话先盖住。
王老吉正坐在客厅那把藤椅上打盹,听到喊声睁开眼睛,目光在那两兄弟身上停了一下,又落回他们手里那张剪报上。他没有立刻开口,先把手里的水壶搁到茶几边上,像是要用那道放下的动作替自己先把他们俩进门时的节奏重新估一遍。
大马开口说:“契爷,我跟小马要去一趟台湾。”
王老吉的动作慢了半拍。他没有直接问“去台湾干什么”,先看了一眼小马,又看了一眼大马,像是在用那一段慢下来的时间里替自己把两个人的站位和进门的节奏重新对一遍。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声音比平时低了一些:“啊?去台湾干什么?”
小马往前走了一步,语气里带着一种“我把路子都看好了”的笃定:“那边有个报社要出售,我们去看看。如果是真的,我们的《东方日报》就能做大,就成功变成传媒商人了。”
王老吉闻言,眼睛亮了一下。那道亮光不大,但在客厅已经暗下来的光线下格外明显,像是有人在一盏快熄的灯里拨了一下灯芯,火光跳了一下又稳住了。他坐直了身子,把藤椅的扶手往前推了一寸,声音比刚才清了一些:“做报纸啊?做报纸好啊。这是正行来的,比你们帮那个跛豪运面粉要安稳得多。福义兴是老牌子了,三太子一直都说做毒不好,这些年我也有看报纸,做毒没有好下场的。早点走正行就很好。”
他说到“做毒没有好下场”的时候,目光没有落在任何人脸上,像是落在了自己面前那道已经被他翻过很多遍的旧折痕上,那道纸边在多年后的同一页仍沿着原来的折痕合拢。他没有再往下说,但话尾的余音像是被他自己收住了。
大马听着他的絮叨,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但手指在裤缝上搓了一下又松开了。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又看了一眼小马,像是在用那道目光替自己把已经说过一遍的话再确认一次:“契爷,我们要赶紧出发了,赶飞机。”
王老吉手里攥着浇花水壶,像是被那声“赶飞机”拉回了神。他放下水壶,又看了一眼两兄弟,像是要把那两副穿好外套站在门槛边缘的人影在视线里多框住片刻:“哦,对,正事要紧。你们要买报社,钱够不够?不够的话我这里还有一些。要是搞不明白就不要着急,可以找人问问。我可以帮你们去求一下三太子,这些事情对他来说都是小事情,他应该会给我这把老骨头一些面子。当年我跟姜佬……姜佬头几年死了,现在就剩我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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