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到最后几句的时候，声音比开头低了一截，像是在那几句话的末尾处替自己收掉了一截他自己也看不清楚边缘的余量。小马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但那句话在舌尖上转了一圈没有出来。大马拉了他一把，声音比平时急了一些：“契爷，来不及了，我们就先走了。”说完他拉起小马的胳膊，步履匆匆地出了门。
王老吉追出门，站在院子门口，看着两个干儿子的背影沿着巷子朝街口走去。大马走在前面，步子很快，小马跟在他身后，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但大马没有停。王老吉站在那里，手里的水壶还没来得及放下，他朝那个方向喊了一声：“有事记得给我打电话……不要着急……”
巷口的暮色正在收拢，两兄弟的影子被落日的余晖拉得很长，沿着巷道的走势往街口的方向延伸。大马没有回头，小马又回头看了一眼，这次他停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大马已经走到街口了，他只好快步跟了上去。
王老吉站在院门口，看着那两个背影一前一后地拐过街角，消失在暮色里。他手里还攥着那只铝制的水壶，壶嘴朝下，没有漏水。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像是要用那道站着的间距替自己把两兄弟离去前的最后一段对话在心里再续一遍，直到确认那几句话的末尾都已经在晚饭的余温里收拢好了，才转身走回屋里，把院门从内侧带上。
王老吉一直知道哥俩在做面粉。但他也一直知道做面粉风险太大，所以他一直反对。1969年二马创办《东方日报》的时候，王老吉拿了一笔钱给他们，很支持他们做报纸。他拿哥俩当亲儿子，但架不住哥俩拿他当表爹。
就在王老吉心心念念的两个干儿子要当传媒大亨、福义兴要成功洗白的时候，毒品调查科和特别罪案组上门了。
那天上午天气很好。王老吉正蹲在院子里浇花，水壶嘴里的细流沿着花圃的边缘慢慢往前走。他听见院门响了一下，以为是两兄弟回来了，手上的动作没停，直到脚步声在他身后停住他才回过头来。门口站着三个穿便装的人，站在最前面的那个人手里拿着一本证件，亮了一下又收回去。他的语气在午后微热的空气中显得格外平整：“王锦祥，绰号王老吉，曾任福义兴坐馆，是不是你？”
王老吉听到那个久违的名字，像是被一道很久没被翻过的旧标签重新接住。他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把那截铝制长嘴水壶慢慢放回墙角的花台上：“是……是我。有什么事？”
警察点了下头：“福义兴涉及大批毒品案件，我现在正式传唤你前往警局配合调查。”
王老吉跟着他们走出院门的时候，太阳正好升到院墙上方。他没有带外套，没有带拐杖，只穿了那件常穿的灰色对襟衫，一只手垂在身侧，另一只手在门框上停了一瞬才放下。院子里那盆刚浇完水的花被午后的日光照着，叶面上还凝着一层细碎的水珠，水珠沿着叶脉的走向慢慢滑落，被晨光裹着从叶尖滴落，落进土里。
1974年，字花大王王老吉因为高血压引发的脑溢血，死在了警察的审讯室里。他没有家属，所以也没有人追责——警方通报写的是“因病猝死”，法院没有立案，也没有任何人提出申诉。他的尸体在警局的停尸间放了三天，没有人来认领，也没有人过问。
第四天早上，一个穿深灰色外套的年轻人走进了警局的停尸间。他是三太子的司机，叫阿鬼，平时话不多，开一辆深蓝色的福特，办事利落。他蹲在停尸间门口的台阶上等了一个多钟头，等手续办完，然后跟着推车走到门口，在登记簿上签了字。他签完字之后站在停尸间门口抽了一根烟，抽到一半夹在指间停了很久，把后半截烟在墙根按灭了，才走进去，帮着把担架推上那辆停在后门的车。
他安排车把王老吉的遗体送到火葬场。火化那天没有告别仪式，没有花圈，没有悼词，阿鬼站在火葬场的门廊下等了一会儿，火化炉的烟囱升起的烟被风压得很低，沿着屋顶的走势向西散开，被傍晚的光线染成一种和夕照相近的色调。他没有进去看，只是在门廊下站到烟囱里的烟散尽，才转身上车。美记出钱买了一块公墓，不大，但位置干净，背风，墓碑上只刻了一行字：“王锦祥之墓”。
阿鬼把墓碑立好之后蹲在墓前放了一包烟和一瓶汽水。他没有多留，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弯了一下，拍了拍手上的土，沿着石阶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风从海那边灌过来，把墓碑旁边的落叶卷起来又放下，像是有人用一道还没完全合拢的旧尺寸，替一段已经走完的路量好了最后一道收尾的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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