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洛的崛起不是一夜之间的事，而是一层一层搭上去的。
麦士维时代，警队贪腐已经广泛存在，但还没有发展成后来那套高度系统化、全港统一的分钱制度。那时候的收钱方式是散的、乱的、各管各的——湾仔的警员收湾仔的保护费，旺角的探员收旺角的规费，每一区都有自己的账本，每一区的账本都不互通。有人收得多，有人收得少，有人想收却没人给，有人不想收却被硬塞。那时候的警队像是很多条各自流着的小河，每一条都有自己的流速和方向，有的被上游堵住了，有的在下游改了道，但没有人把那些河道连起来修成一张完整的管网。
雷洛是在伊辅任上开始搭那套管网的。伊辅是老殖民地警察，在东南亚和远东殖民地的警务系统里打滚了大半辈子，非常熟悉香港本地的民情。他心里很清楚地下黄赌毒、社团、警察分赃这套潜规则——不是他想不想管的问题，是在这套体系下，“管”意味着把整张桌子掀翻，而港英当局当时需要的是——能用最低的成本把这座殖民地的治安维持在“不出大乱子”的底线上。伊辅不是主动鼓励贪污，但他的实用主义态度给了雷洛那套想法最合适的土壤。
伊辅没有动手拆那些河道，也没有把河道拓宽，他只是让它们继续流自己的，等哪一条该堵上再堵。而雷洛就在那段时间里，把那些各自流着的河道接了闸口、标了刻度、连上了主管道。
那几年他在油麻地、九龙扎下的根基，不止是人和地盘，是一套能把自己收的钱经得起查档、经得起转手、经得起翻旧账的分账逻辑。他在九龙、油麻地扎稳了根基，积攒了大批人脉，为日后升任总华探长铺平了路。那些年他坐在弥敦道那间茶餐厅二楼靠窗的位置，一坐就是一整个下午，面前摊着的不是报纸，是一张手写的分区名单，每个名字旁边都用铅笔标了一个数字——那是他每个月要等他们自己交上来的那笔数。他往那条管网的入口处一站，不需要逐一加码，账页上的数字每季度都会自然对齐，每一笔都沿着他标注的刻度归入同一个汇流口，不需要额外校准。
戴磊华1966年上任，雷洛也是那一年晋升总华探长。那时候的九龙街头已经有了几道在晚间灯火通明的新赌档，它们各自的纳贡记录都汇入同一本不具名的总账，账页边缘贴着同一排雷洛惯用的小标签。戴磊华上任的时候有没有整顿警队的心思，已经没人知道了——他赶上了六七暴动，港府把全部精力压在了镇压和维稳上，雷洛借着这个窗口，把那套管网从九龙铺到了港岛，从油麻地铺到了铜锣湾，从街头档口铺到了戏院舞厅。
伊达善在1967年接任，才是金钱帝国的真正黄金时代。六七暴动之后，港英的首要目标是压制动乱，维持社会秩序，警务处的全部重心都放在维稳上，默许甚至依赖华人探长网络管控地下社会。雷洛、蓝刚正是借着这个环境，把各区的CID、收账、分层上缴这套制度打磨到了最完整的形态——地下档口按月纳贡，层层分成，从街头便衣一直延伸到英籍高层，像是一棵根系深入整座城市地底的榕树，每一条气根都扎进了不同的土壤里，彼此缠绕着长成同一棵树冠。伊达善本人没有确凿的贪腐证据，但他对这套规则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是殖民地官员，优先要的是“社会不出乱子”，肃清贪腐从来不是第一要务。
但树的根扎得越深，树冠越大，也就越容易被人从远处看见。
1969年，薛畿辅接任警务处长。他上任之后做了几件事——调阅了部分分区的收账记录，撤换了两个油水最重的分区探长，但没有动更上层的东西。他的动作不算大，但方向已经变了。嗅觉最为灵敏的蓝刚在那几年里最先察觉到了风向的变化。他没有等风彻底吹过来，先一步退了休，借着旅游的名义直接跑路去了泰国。蓝刚走的那天没有人送行，他提着一只棕色的皮箱从启德机场的候机楼走向登机口时脚步没有放慢，也没有回头看。
薛畿辅的动作说明上层已经开始出现收紧的苗头。但真正让那层盖子掀开的，是葛柏。
葛柏是皇家香港警察英籍总警司，属于警队总部高层，吃上层分润，华人探长体系要向上给他进贡。他的工资一年大约一万多港币，但后来被查实手里的财富高达四百三十多万港币，相当于四百多年的工资。
1971年，反贪部门收到举报：葛柏的银行账户源源不断地有大额现金存入，那些存款的间隔和数额都很整齐，像是有人按月往同一个账户里放钱，从不间断，也从不多放。警队的反贪污部启动调查，但葛柏在警队根基极深，内部到处都是人情关系，调查处处受阻，很多证据被压下，消息走漏。调查组算出了他那笔巨额不明财产，正准备起诉他，葛柏嗅到了危险，利用职权申请了休假，1973年6月，直接从启德机场坐飞机逃回英国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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