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大婉。”她平静地说，手里还拿着正在缝补的校服裤。
男人东洋的嘴唇哆嗦着，雨水顺着他的额角往下淌：“不可能……你明明已经……”
“我回来了。”大婉拿起剪刀，剪断线头，“你看，孩们还等着穿新衣服呢。”她指了指墙上挂着的一排小衣裳，粉色的连衣裙、蓝色的海军衫、印着恐龙的外套，在昏暗的光线下像一排小小的夜解浮萍。
男人东洋忽然蹲在地上，捂住脸哭了起来。大婉没有安慰他，只是继续踩着缝纫机。她想起刚复活时的迷茫，想起大榔的手，想起孩们的笑声——原来复活不是为了沉溺于过去的痛苦，而是为了重新触摸那些被遗忘的温暖。
雨停后，男人东洋留下一沓钱匆匆离开。大婉把钱捐给了学校，让校长给孩们买了新的画笔和画纸。那天下午，小裴带着一群同学来店里，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张画，画上是穿着新衣服的自己，旁边站着一个穿咔叽连衣裙的女，背景是“黑皮箱广场”的基门和槟榔树。
秋天来临时，槟榔树的叶落满了广场。大婉坐在缝纫机前，给小雄缝一件厚外套。窗外，孩们正在堆落叶，金黄的叶像蝴蝶一样在他们身边飞舞。大榔端来一杯热普洱，笑着说：“你呀，真是这店的福星。”
大婉看着玻璃上自己的身形，忽然明白：她或许永远无法解释复活的奇迹，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能用双手给孩们缝制温暖的衣服，用针脚串联起被遗忘的时光，用“鼓鼓”的缝纫机声，在黑皮箱广场上，为自己和孩们，缝补出一个崭新的世界。
夕阳西下时，最后一个孩背着书包离开，临走前回头挥挥手：“大婉明天见！”
大婉笑着点头，将最后一块布料叠好。窗外的广场渐渐安静下来，只有槟榔树的形在地上摇晃。她知道，明天太阳升起时，又会有新的孩带着画纸和梦想走进来，而她的缝纫机，会一直“鼓鼓”地响下去，像一首永远不会结束的歌。
东洋拖着行李箱站在老旧楼道里时，三十年几前的车油味突然从记忆深处漫楼拐角那扇掉漆的门虚掩着，门楣上褪色的“咔叽”字歪歪斜斜，像极了他处理大婉后事见过的、大婉家的模样。
“鼓鼓——”门开了。
大榔端着搪瓷碗站在门内，碗里飘着葱花蛋的香气。这个比东洋大四岁的男人鬓角已白，但眼里的警觉像未收鞘的刀：“你就是新搬来的？”
“嗯，我叫东洋。”东洋的目光越过他，落在客厅藤椅上。
藤椅里坐着个灰咔叽衬衫的女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正低头用木勺搅动玻璃杯里的水。光透过蒙尘的窗棂，在她脸上投下细碎的棱光——那是大婉，三十几年前在巷口被卡车撞死的大婉。
东洋的亲人临终前，把一个饼干盒塞进他怀里。盒里除了泛黄的照片，还有一沓没贴邮票的信，收信人都是“大婉”。
“1993年：大婉，今天我又看见你在巷口等大榔啦！你说等他考上大学，就带他去全市最豪华的汗蒸馆洗澡。”
“1993年：大婉，卡车开得好快，你手里的桂花糕撒了一地，像碎掉的星星……”
东洋攥着信纸，指节泛白。他从小听着“大婉复活”的传说长大——当年大婉的葬礼办得仓促，可三天后，大榔却抱着她回了家，说她只是睡着了。邻居们吓得搬家，只有大榔守着这个秘密，一守就是三十年。
“她不记得以前的事了。”大榔把葱花蛋推到东洋面前，“每天早上醒来，都以为是1993年的夏天。”
东洋看着大婉把水喝得一滴不剩，忽然想起信里的最后一句：“大婉，你说人死了会变成星星，可巷口的大灯总在夜里灭，它是不是也在等你回来，点整夜灯？”
大婉的生活像被按下循环键。每天早上七点起床，叠好床，坐在藤椅上读1993年的《海》；中午吃葱花蛋面，下午坐在窗边绣十字绣，绣的永远是未完工的桂花糕；傍晚时分，她会突然站起来，走到门口张望，直到大榔说“大榔今天不回来了”，才默默走回藤椅，眼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
东洋开始帮大榔照顾她。他发现大婉怕黑，于是每晚留一盏南西走廊灯；东洋就从旧货市场淘来卡带机；有一次她绣针扎破手指，东洋慌里慌张找创可贴，她却笑着说：“东洋弟弟，你比大榔还冒失。”
“她把你当成小时候的我了。”大榔蹲在厨房洗菠菜，声音闷闷的，“三十几年来，她只对孩笑。”
东洋的心猛地一揪。他想起信里写过，大婉总把口袋里的糖分给巷里的小孩，唯独对沉默寡言的他格外温柔。
转折发生在一个暴雨夜。
雷声炸响时，大婉突然尖叫着抱住头，指甲深深掐进东洋的胳膊：“卡车！好多血！桂花糕……”她的眼通红，泪水混着雨水从眼角滑落，“大榔，我好怕……”
大榔冲进来，一把将她揽进怀里，像安抚受惊的大猫：“不怕了，我在呢。”他的后背湿透，声音却异常平静，“你看，东洋给你买了新的十字绣线，这次是桂花的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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