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的路滑，踩着砖缝走。”李朴扶着露西的胳膊，她的腿还在抖，每走一步都要晃一下，像是随时会摔倒。
王北舟跟在后面，手里的物资沉得勒手，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
他在国内见过城中村，却从没见过这样的地方——空气里混着酸臭味、药味和劣质油烟味，连阳光照进来，都像是蒙了层灰，比他想象中最糟糕的样子还要糟糕十倍。
露西的家是间不足十平米的铁皮屋，门框上挂着块洗得褪色的黑布，算是最简单的灵堂。
屋里屋外挤满了人，都是街坊邻居和远房亲戚，男人们蹲在门口抽着自制的卷烟，烟味呛人；女人们坐在屋里的矮凳上，用衣角擦着眼泪，哭声、说话声混在一起，乱得像一锅沸腾的粥。
露西的父亲坐在屋角的矮凳上，原本就花白的头发像是一夜全白了，背驼得像座老旧的石拱桥，手里攥着张塑封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穿着碎花裙，笑得很灿烂，眼泪顺着他布满皱纹的脸往下掉，砸在照片上，又被他慌忙用袖子擦掉。
“爸爸。”露西扑过去，跪在父亲脚边，头埋在他的膝盖上，又开始小声哭。
老人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终于有了点光，他张了张嘴，喉结动了动，没说出话，只是颤抖着抬起手，拍了拍女儿的背，又低下头，手指摩挲着照片上女人的脸。
李朴弯腰走进屋，屋里没开灯，光线昏暗得很，铁皮屋顶被太阳晒得发烫，空气里混着汗味和淡淡的草药味。
墙角铺着块磨破边的草席，上面躺着露西的母亲，盖着块洗得发白的白布，布角下露出一双裹着旧布鞋的脚。
屋里没有像样的家具，只有一个掉漆的木箱和几张缺腿的矮凳，墙上贴着露西小时候的奖状和一张全家福，照片里的女人抱着扎羊角辫的露西，笑得眉眼弯弯，眼里有光。
“叔叔，节哀。”李朴把牛皮纸信封双手递给露西的父亲，“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用来办后事。外面的牛奶和面粉，给大家分着吃，别饿坏了肚子。”
老人颤抖着接过信封，信封上的字迹被他的汗手浸得有些模糊，他捏着信封的边角，手指抖得厉害。
他摸索着打开信封看了眼，又把信封郑重地递给露西，用生硬的斯瓦希里语说了句什么，声音沙哑得很。
露西抹了把眼泪，翻译道：“爸爸说，谢谢你，善良的中国老板。你对我们的好，我们记一辈子。”
李朴摇了摇头，喉咙有点发紧，说不出话。
他看着屋里的一切，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闷得发慌。
露西的母亲操劳了一辈子，住的是漏风的铁皮屋，穿的是打补丁的衣服，连一瓶正规的降压药都舍不得买，最后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连句遗言都没留下。
而他自己，住着带院子的海边洋房，开着几十万的越野车，冰箱里塞满了新鲜的蔬果和肉，和这里的生活，像是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河，河这边是安稳，河那边是挣扎。
一个穿红布衫的女人挤过来，是露西的姑姑，脸上还挂着泪痕，眼眶红肿得厉害。
她对着李朴深深鞠了一躬，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斯瓦希里语说了半天，露西在一旁哽咽着翻译：“姑姑说，昨天半夜我妈妈喊头晕，邻居们都来帮忙抬，可我们没有车，只能用木板抬着往医院跑，跑了快四十分钟才到，医生说……说要是早十分钟到，说不定还有救。”
李朴的心更沉了，像坠了块冰。
他想起自己上个月发烧到三十八度，萨米开着皮卡送他去华人医院，只用了十分钟就到了，医生拿着体温计的时候，还说他来得及时。
而在这里，十分钟的车程，因为没有车，就成了生与死的距离。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因为这十分钟，没了。
他扫了眼屋里屋外的人，忽然发现不少中年男女都挺着圆滚滚的啤酒肚，脸上泛着不正常的潮红，像蒙了层油布，连露西的父亲，虽然瘦得脱形，脖颈处也能看出轻微的肿胀，那是长期高血压的征兆。
王北舟把物资放在门口的石墩上，几个邻居立刻围过来帮忙搬，都是些精瘦的男人，胳膊上却没什么力气。
他注意到其中两个才三十多岁的男人，却挺着像怀孕六个月的肚子，走路时脚步发沉，像拖着什么重物，搬着半袋面粉就喘得直不起腰，额头上的虚汗顺着脸颊往下淌。
墙角蹲着几个瘦弱的孩子，睁着大眼睛看他们，王北舟心一软，从口袋里掏出些零钱分给他们，孩子们接过钱，立刻攥在手里，撒腿就往巷口跑。
王北舟好奇地跟过去看，只见孩子们跑到巷口的小摊前，踮着脚买了裹着油纸的油炸三角饺，趁热咬开一个小口，烫得直跺脚，却还是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油星子顺着嘴角往下滴，滴在洗得发白的衣服上，也毫不在意。
“这油炸的东西，他们天天吃？”王北舟拉过露西，指着小摊的方向，小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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