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津浦铁路线，一列闷罐火车正哐当哐当驶向华东腹地。车皮里弥漫着汗臭、霉味和劣质烟草的混合气息，近百名穿着灰布破军装的士兵挤在狭小空间里，多数人光脚踩着草鞋，裤腿上还沾着贵州山区的黄泥。
陈砚是被一阵剧烈的颠簸晃醒的。
头痛欲裂，像是有无数根钢针在太阳穴里搅动。他想抬手揉一揉，却发现手臂沉重得抬不起来，指尖触到的不是国防科大图书馆里那本泛黄的《黔军抗战史料汇编》，而是粗粝扎人的灰布袖口，袖口还沾着一块早已发黑的血渍。
“他娘的陈石！装死是吧？欠老子的饷什么时候给？”
一个粗哑的嗓音在耳边炸开，陈砚猛地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布满胡茬的黝黑脸庞，士兵穿着同样破旧的军装，腰间别着一把锈迹斑斑的汉阳造，眼神里满是怒火，身后还围着七八个同样怒气冲冲的士兵，手里攥着木棍、扁担，甚至有个瘦高个直接把鸦片烟枪杵在了车板上。
陌生的记忆如同潮水般涌进脑海——
他不是在国防科大图书馆查资料吗？为了写一篇关于黔军“草鞋兵”的学术论文，他翻遍了馆藏的史料，最后指尖触碰到那只放在玻璃展柜里的带血老草鞋——据说是1937年黔军士兵陈石的遗物，当年陈石在淞沪会战中阵亡，这只草鞋是从他尸身上解下来的。
然后就是一阵天旋地转，再醒来，他就成了“陈石”。
原身陈石，贵州遵义偏远山区的地主儿子，靠家里捐了个保安团3营营长的职位，上任不到三个月，就克扣了全营士兵三个月军饷，把钱换成了鸦片和银元，藏在随身的木箱里。昨天下午，士兵们忍无可忍围堵他讨饷，原身又急又怕，突发急病，就这么一命呜呼，把这烂摊子扔给了穿越而来的陈砚。
“都安静！”
陈砚强撑着坐起身，脑袋里的眩晕还没退去，但他知道现在不能露怯。原身是个草包，可他是国防科大的军事研究生，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应付眼前的局面还是有底气的。
他扫过围上来的士兵，目光落在那个拿烟枪的瘦高个身上：“这位兄弟，我问你，你们要的是军饷，还是想哗变？”
瘦高个愣了一下，梗着脖子喊：“我们只要该得的饷！陈石你克扣我们三个月粮饷，还想装病赖过去？”
“我没说赖。”陈砚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莫名的穿透力，“昨天我确实急病了，脑子昏沉，之前的事记不太清——但军饷的事，我认。”
这话一出，围着的士兵都愣住了。他们原本以为陈石会像往常一样耍无赖，甚至喊卫兵镇压，没想到这位“陈营长”居然认了账。
陈砚趁热打铁，扶着身边的木箱站起来，车厢里太挤，他只能半弯着腰，目光扫过每一个士兵的脸——大多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脸上带着菜色，草鞋磨得露出了脚趾，有几个士兵怀里还揣着烤得发黑的红薯，啃得只剩皮。
“我知道你们苦。”陈砚放缓了语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真诚，“从贵州老家出来，走了二十多天，脚上的草鞋磨破了，肚子里没油水，手里的枪还打不响——换谁都有火。”
他指了指车厢角落堆着的步枪，“那是咱们全营的家当吧？300支汉阳造，半数拉不开栓，5挺重机枪，昨天我看了，全是故障品，连撞针都锈了——我说得对不对？”
人群里有人点头，刚才带头闹事的黑脸士兵嘟囔了一句：“你倒还知道这些。”
“我是3营的营长，不知道这些，对得起你们吗？”陈砚话锋一转，“但现在，咱们在运兵火车上，要去淞沪打鬼子。你们现在把我围了，讨到饷又能怎么样？火车停不了，鬼子还在前面等着——咱们是先跟我讨饷，还是先跟鬼子拼命？”
士兵们沉默了。1937年的中国，谁都知道淞沪会战打得有多惨烈，他们这些贵州子弟，是被拉壮丁、凑名额送来的，但“打鬼子”这三个字，还是压过了对军饷的愤怒。
陈砚看出了他们的动摇，继续说道：“我不敢说别的，从今天起，我陈石（他暂时还得用这个名字）的账，全营公开。你们信我，就给我三天时间，我查清楚之前的军饷去向；不信我，等下了火车，你们去师部告我，我认栽。”
他说着，伸手掀开身边的木箱——里面果然有几包银元，还有一小罐鸦片膏。士兵们的眼睛瞬间亮了，黑脸士兵上前一步：“这不是你藏的赃款吗？”
“是，但现在不是了。”陈砚拿起那几包银元，掂量了一下，“这里大概二十块银元，是我家里送来的——原想补贴家用，现在看来，不如给兄弟们换点实在的。”
他看向人群后面一个缩着脖子、穿着长衫的年轻人——那是原身的文书，也是同乡，叫王二狗，刚才士兵围堵时，这小子躲在最后面，吓得浑身发抖。
“王二狗！”陈砚喊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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