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婉清的反应,在他意料之中。
她总是这样,用惊人的理智包裹住所有情绪,将最实际的考量摆在最前面。
这份冷静是他最倚重的铠甲,
但此刻,他心中却泛起一丝细微的、连自己也不愿深究的歉疚。
他将一副过于沉重的担子,
不由分说地压在了她看似柔韧、实则同样会疲惫的肩上。
片刻之后,他重新睁开眼,目光恢复了之前的沉静与锐利。
情绪必须收敛,接下来是缜密的行动。
他首先抽出一张特别印有暗纹的私人信笺。
这是他与杜月笙通信的专用纸张。提起钢笔,他略作沉吟,开始书写。
信的开头依旧是惯常的问候与敬语,语气恭敬而不失亲近。
他写道,因北方一笔涉及重要物资的生意出现转机,且牵涉几位故旧,需他亲自前往处理斡旋,预计离港数月。
他保证,“金蝉脱壳”之策已至关键,他离开前后正是戏码高潮,足以将各方视线搅得更浑,对彼此合作之事只会更加有利。
他恳请杜先生在他离港期间,对振华商行及几位“表亲眷属”(暗指婉容及核心手下)稍加拂照,归来之日,必有厚报。
信末,他特意提了一句:
“香江风云变幻,然明月大江,千古不易,吾与先生之谊,亦当如是。”
这是提醒,也是某种程度的承诺。
给司徒美堂的信则更为直白、恳切。
他直言需要一条绝对安全、避开所有官方与帮派耳目的离港通道,目的地是北方。
他相信以司徒老哥在沿海及水路的力量,能为他“开一条旁人看不见的路”。
他请求会面详谈,并暗示此事关乎“探寻一条更根本的救国之道”,深知司徒美堂的侠义心肠与家国情怀,此语最能打动这位老派江湖豪杰。
写完这两封至关重要的信,他将其装入特制的信封,用火漆封好,盖上只有对方才知晓的暗记。
明天,这两封信将由阿明亲自送至两个绝密的地点。
接下来,是对内部人员的安排。
这需要更细致的考量。
赵铁锤性子烈,重情义,但有时失之粗疏;阿明机警忠诚,心思缜密,却过于沉默内向。苏婉清能驾驭他们,但自己也需要给予明确的授权和安抚。
他另取纸张,开始起草给赵铁锤和阿明的指令。给赵铁锤的,语气果断直接:
“铁锤,我有要事需北上一段时日。此间一切,大小事务,皆由苏小姐决断。她的命令,便是我的命令。你须如听从我一般听从她,护卫她与商行上下安全,尤其保护好容姑娘。行事更需谨慎,戒急戒躁,凡事多与苏小姐、阿明商议。待我归来,再与你痛饮。”
他几乎能想象赵铁锤看到信时瞪大眼睛、抓着脑袋嘟囔“兴爷这是唱哪出”的样子,但最后那句“痛饮”的承诺,应该能稳住这头猛虎。
给阿明的指示则简单却分量极重:
“阿明,我离港期间,你是苏小姐的影子,也是‘暗火’暗处的眼睛。所有情报渠道、安全屋、应急线路,由你全权掌握并直接向苏小姐负责。遇非常之事,你可临机决断,先斩后奏。保护好大家,等我回来。”对阿明,无需过多解释,绝对的信任和托付便是最好的指令。
最后,是最难落笔的——关于婉容。
他并非没有想过带她同去,但这个念头刚一浮现就被否决了。
北上之路艰险未知,延安那边的情况更是难以预料,他此去是观察、是探寻,而非安家。
婉容历经劫难,如今在香港刚刚寻得一丝安宁,能够沉浸于她喜爱的书写,将她再次带入颠沛流离和不可测的风险中,他于心何忍?
香港有苏婉清、有赵铁锤、有相对完善的隐蔽体系,反而更安全。
他斟酌良久,最终决定暂时不直接告知婉容他远行的真正目的和目的地。
他可以为她的“写作计划”提供一个“合理的”离开借口——比如,他需要去北方为她正在撰写的一部关于故土风物的书稿,搜集一些更真实、更一线的素材和感受;同时,也为商行拓展新的药材或书籍渠道。
这个理由与婉容的兴趣相关,也符合他“陈老板”的公开身份,不会引起她过度的担忧或执意跟随。
他会在离开前,找一个轻松些的午后,用这个理由向她说明。
而真正的保障,在于对苏婉清的嘱托。
他会明确告诉苏婉清,无论出现任何情况,保障婉容的绝对安全是第一要务,甚至必要时,可以动用预留的紧急方案,将她转移至更安全的地方,比如澳门或南洋。
将这些具体的安排一一写就,张宗兴感到一种稍稍卸下负担的疲惫,但心头那块关于离别与未知的石头,依然沉甸甸地压着。
他知道,书面指令只是骨架,真正要让这一切平稳运转,还需要面对面的交代、神情的确认、以及那种基于长期并肩作战所形成的默契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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