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婉清的反应，在他意料之中。
她总是这样，用惊人的理智包裹住所有情绪，将最实际的考量摆在最前面。
这份冷静是他最倚重的铠甲，
但此刻，他心中却泛起一丝细微的、连自己也不愿深究的歉疚。
他将一副过于沉重的担子，
不由分说地压在了她看似柔韧、实则同样会疲惫的肩上。
片刻之后，他重新睁开眼，目光恢复了之前的沉静与锐利。
情绪必须收敛，接下来是缜密的行动。
他首先抽出一张特别印有暗纹的私人信笺。
这是他与杜月笙通信的专用纸张。提起钢笔，他略作沉吟，开始书写。
信的开头依旧是惯常的问候与敬语，语气恭敬而不失亲近。
他写道，因北方一笔涉及重要物资的生意出现转机，且牵涉几位故旧，需他亲自前往处理斡旋，预计离港数月。
他保证，“金蝉脱壳”之策已至关键，他离开前后正是戏码高潮，足以将各方视线搅得更浑，对彼此合作之事只会更加有利。
他恳请杜先生在他离港期间，对振华商行及几位“表亲眷属”（暗指婉容及核心手下）稍加拂照，归来之日，必有厚报。
信末，他特意提了一句：
“香江风云变幻，然明月大江，千古不易，吾与先生之谊，亦当如是。”
这是提醒，也是某种程度的承诺。
给司徒美堂的信则更为直白、恳切。
他直言需要一条绝对安全、避开所有官方与帮派耳目的离港通道，目的地是北方。
他相信以司徒老哥在沿海及水路的力量，能为他“开一条旁人看不见的路”。
他请求会面详谈，并暗示此事关乎“探寻一条更根本的救国之道”，深知司徒美堂的侠义心肠与家国情怀，此语最能打动这位老派江湖豪杰。
写完这两封至关重要的信，他将其装入特制的信封，用火漆封好，盖上只有对方才知晓的暗记。
明天，这两封信将由阿明亲自送至两个绝密的地点。
接下来，是对内部人员的安排。
这需要更细致的考量。
赵铁锤性子烈，重情义，但有时失之粗疏；阿明机警忠诚，心思缜密，却过于沉默内向。苏婉清能驾驭他们，但自己也需要给予明确的授权和安抚。
他另取纸张，开始起草给赵铁锤和阿明的指令。给赵铁锤的，语气果断直接：
“铁锤，我有要事需北上一段时日。此间一切，大小事务，皆由苏小姐决断。她的命令，便是我的命令。你须如听从我一般听从她，护卫她与商行上下安全，尤其保护好容姑娘。行事更需谨慎，戒急戒躁，凡事多与苏小姐、阿明商议。待我归来，再与你痛饮。”
他几乎能想象赵铁锤看到信时瞪大眼睛、抓着脑袋嘟囔“兴爷这是唱哪出”的样子，但最后那句“痛饮”的承诺，应该能稳住这头猛虎。
给阿明的指示则简单却分量极重：
“阿明，我离港期间，你是苏小姐的影子，也是‘暗火’暗处的眼睛。所有情报渠道、安全屋、应急线路，由你全权掌握并直接向苏小姐负责。遇非常之事，你可临机决断，先斩后奏。保护好大家，等我回来。”对阿明，无需过多解释，绝对的信任和托付便是最好的指令。
最后，是最难落笔的——关于婉容。
他并非没有想过带她同去，但这个念头刚一浮现就被否决了。
北上之路艰险未知，延安那边的情况更是难以预料，他此去是观察、是探寻，而非安家。
婉容历经劫难，如今在香港刚刚寻得一丝安宁，能够沉浸于她喜爱的书写，将她再次带入颠沛流离和不可测的风险中，他于心何忍？
香港有苏婉清、有赵铁锤、有相对完善的隐蔽体系，反而更安全。
他斟酌良久，最终决定暂时不直接告知婉容他远行的真正目的和目的地。
他可以为她的“写作计划”提供一个“合理的”离开借口——比如，他需要去北方为她正在撰写的一部关于故土风物的书稿，搜集一些更真实、更一线的素材和感受；同时，也为商行拓展新的药材或书籍渠道。
这个理由与婉容的兴趣相关，也符合他“陈老板”的公开身份，不会引起她过度的担忧或执意跟随。
他会在离开前，找一个轻松些的午后，用这个理由向她说明。
而真正的保障，在于对苏婉清的嘱托。
他会明确告诉苏婉清，无论出现任何情况，保障婉容的绝对安全是第一要务，甚至必要时，可以动用预留的紧急方案，将她转移至更安全的地方，比如澳门或南洋。
将这些具体的安排一一写就，张宗兴感到一种稍稍卸下负担的疲惫，但心头那块关于离别与未知的石头，依然沉甸甸地压着。
他知道，书面指令只是骨架，真正要让这一切平稳运转，还需要面对面的交代、神情的确认、以及那种基于长期并肩作战所形成的默契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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