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的东北季风刚起，“海探七号”便停靠在苏门答腊最北端的韦岛。
程远站在韦岛的古码头遗址前，手里捧着一本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书中“南渤里西北有帽山，山之西为西洋”的记载，与眼前这座形似圆锥的火山岛形成完美呼应——根据资料考证，这里正是宋元明三代划分东西洋的核心分界点，也是郑和船队“过东洋入西洋”的关键节点。
“过去学界对东西洋分界有诸多争议，直到《岛夷志略》和《瀛涯胜览》的记载相互印证，才确定韦岛就是分界核心，”林珊展开一张标注着“东西洋分界”的古海图，图上韦岛被朱砂圈出，东侧标注“东洋”，西侧标注“西洋”，“马欢在《瀛涯胜览》里写‘南渤里西北有平顶峻山，名帽山，山之西为西洋’，这里的‘帽山’就是韦岛的火山锥，而南渤里就在韦岛东南侧，完全符合分界描述。我们这次来，就是要找当年船队留下的分界标识，实证东西洋概念的传承。”
郑海峰的声呐设备在韦岛西侧的浅水区，捕捉到一处石质建筑的反射信号：“程队！水下三米处有一块方形石碑，表面有刻痕！”他立刻调来水下机器人，镜头穿过清澈的海水，一块青灰色石碑的一角渐渐显露，碑面上隐约可见“东洋尽处”四个字。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换上潜水服，带着防水拓印工具潜入水中。韦岛的海水泛着宝石般的湛蓝，阳光透过水面，在石碑上投下粼粼波光。方美怿用软毛刷清理碑面，完整的碑文渐渐清晰——“永乐五年，大明船队过此，以东为东洋，以西为西洋，界此帽山”，落款是“内官监郑和”，旁边还刻着一个简易的罗盘图案，指针分别指向东西两侧。
“是郑和船队立的分界碑！”方美怿的声音通过防水麦克风传来，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碳十四检测显示，石碑的年代是1407±3年，正好是永乐五年，也就是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期间！碑文内容和《瀛涯胜览》的记载完全一致，直接实证了韦岛作为东西洋分界的历史地位！”
欧阳宗明则在石碑旁发现了一块残损的青铜铭牌，铭牌上刻着“西洋针路起点”六个字，边缘还残留着明代官船特有的“回纹”印记：“这应该是当年船队标注针路的标识牌，铭牌的铜锡比例是9:1，和泉州‘清和号’沉船出土的青铜构件完全一致，证明这里就是郑和船队进入西洋航线的起点！”
就在两人准备拓印碑文时，一艘载着盗墓者的快艇突然靠近遗址海域，潜水员携带的金属探测器在石碑附近反复扫描。“他们想偷碑上的青铜铭牌！”欧阳宗明立刻挡在铭牌前，与盗墓者对峙。方美怿趁机启动水下摄像机，记录下盗墓者的作案过程，并通过对讲机向船上报警。
当地海事警察迅速赶到，将盗墓者抓获。“这些人知道这块石碑的历史价值，想切割铭牌走私，”郑海峰气愤地看着摄像机里的画面，“要是铭牌被偷走，我们就少了关键的针路实证！”
当晚，考古队在石碑周围设置了水下防护栏，程远看着夜色中的韦岛火山，感慨道：“这里不仅是地理分界，更是中国古代海洋认知的里程碑——从南宋的初步概念，到元代的明确划分，再到郑和的实地立碑，中国人对亚非海洋的认知，每一步都走得扎实而深远。”
离开韦岛，考古队沿着东洋航线南下，前往爪哇的满者伯夷遗址——根据《岛夷志略》记载，这里是“甲东洋诸番”的核心城邦，也是郑和船队在东洋贸易的重要据点。程远站在满者伯夷的王宫遗址前，手里捧着一件元代的青瓷碗，碗底的“泉州窑”款识清晰可见，与《星槎胜览》中“郑和船队抵爪哇，以瓷器易香料”的记载相互印证。
“早在元代，爪哇就是东洋贸易的中心，”林珊指着遗址旁的贸易市场遗迹，“汪大渊在《岛夷志略》里写‘门遮把逸（满者伯夷）地广人稠，实甲东洋诸番’，说明当时这里的繁荣程度。而郑和船队的到来，进一步扩大了东洋贸易圈，将中国瓷器、丝绸与东南亚的香料、象牙紧密连接起来。”
郑海峰的考古队在贸易市场的货栈区，发现了一处大型陶瓷窖藏，里面堆满了宋元明三代的中国瓷器，其中明代永乐官窑的青花瓷占比超过六成，瓷片底部大多刻着“东洋贸易”字样。“这些瓷器是郑和船队带来的贸易品，”郑海峰兴奋地说，“碳十四检测显示，青花瓷的年代集中在1405-1433年，正好覆盖郑和七下西洋的时期，证明满者伯夷是东洋贸易的重要中转站！”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窖藏旁的墓葬区，发掘出一座元代商人的古墓。墓中出土了一本用棕榈叶写的《东洋贸易账簿》，上面用中文和爪哇文混合记录着“至正十年，从泉州运瓷三百件，抵满者伯夷，易胡椒五百斤”的交易记录，旁边还陪葬着一枚元代的“至正通宝”和一枚爪哇的“满者伯夷铜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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