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东洋贸易的直接文献证据！”方美怿激动地说，“账簿里记载的贸易规模和商品种类，与我们在窖藏发现的瓷器完全吻合，证明宋元时期的东洋贸易已经非常成熟，而郑和船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贸易网络。”
在清理古墓时，考古队发现墓主人的骸骨旁，放着一块刻有“泉州陈氏”的木牌，骸骨的手指骨有明显的弯曲痕迹，推测是长期搬运瓷器所致。“这位陈姓商人，很可能是世代从事东洋贸易的泉州商人，”林珊看着检测报告，感慨道，“他一生往返于泉州和满者伯夷之间，用瓷器连接起东洋贸易圈，却最终客死异乡。他的故事，是无数东洋贸易商人的缩影，也是亚非海洋交流的生动见证。”
当地的爪哇文化部门为这位无名商人修建了纪念亭，程远亲自题字：“跨洋贸易传友谊，万里波涛证文明”。亭落成当天，许多当地民众前来祭拜，一位爪哇老人说：“我们祖先的故事里，总有‘来自东方的大船人’，现在终于知道，他们带来的不仅是瓷器，还有和平与友谊。”
“海探七号”穿越印度洋，抵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古里港——根据《瀛涯胜览》记载，这里是“西洋诸番之马头”，也是郑和船队西洋航线的重要补给站。程远站在古里的古码头遗址前，手里捧着一块明代的石碑拓片，上面“永乐五年，郑和至古里，立碑纪功”的字样，与《明成祖实录》的记载完全一致。
“古里是郑和西洋航线的核心节点，”林珊展开一张《郑和航海图》，图上古里港被标注为“西洋要冲”，旁边还详细记录着“自韦岛用庚酉针四十更抵古里”的针路，“马欢在《瀛涯胜览》里写‘古里当巨海之要，去僧加刺密迩’，说明这里不仅是贸易港，还是连接印度半岛与东非、阿拉伯半岛的枢纽。我们这次来，就是要找当年船队留下的码头遗迹，实证西洋航线的拓展。”
郑海峰的声呐设备在古里港外的深海区，发现了一艘明代沉船的残骸：“这艘沉船长约50米，宽15米，是典型的郑和船队‘二千料’补给船形制！船上还发现了大量的青花瓷和阿拉伯银币，证明它是从事西洋贸易的商船！”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潜入水下，沉船的船体虽已腐朽，但船尾的“西洋古里”铜质铭牌依然清晰。方美怿在货舱里发现了一本用羊皮纸写的《西洋针路记》，上面详细记录着“永乐七年，从南京龙江船厂出发，经韦岛入西洋，用庚酉针四十更抵古里，船上载瓷二百件、丝绸百匹，拟与古里国王交换宝石”。
“是郑和船队的西洋针路记录！”方美怿激动地说，“里面提到的‘经韦岛入西洋’，直接印证了韦岛作为东西洋分界的地位；而‘庚酉针四十更抵古里’的针路数据，与《郑和航海图》完全吻合，证明西洋航线的精准性！”
欧阳宗明则在沉船的船长室里，发现了一枚青铜制的“牵星板”，板面上刻着“古里至忽鲁谟斯”的牵星数据——“北极星七指，抵忽鲁谟斯”，这与《郑和航海图》中“古里至忽鲁谟斯”段的牵星记载完全一致。“这枚牵星板是西洋航线的核心导航工具，”他说，“它证明郑和船队在西洋航行中，既用罗盘针路，又用牵星术，双保险确保航线精准。”
印度考古学家拉吉夫带着一本祖传的《古里航海日志》来到考古队，日志是用梵文和中文混合书写的，记载了他的祖先——一位古里商人，与郑和船队贸易的经历：“永乐五年，郑和至古里，赠吾国瓷器百件，吾以红宝石十颗相赠。和曰：‘愿以贸易通友谊，不以兵戈扰邻邦。’”
“这本日志太珍贵了！”程远小心翼翼地翻阅，“它生动地还原了郑和船队在西洋的贸易场景，证明郑和下西洋的核心是‘和平贸易’，而非‘耀兵异域’。这种贸易模式，为亚非海洋的和平交流奠定了基础。”
拉吉夫笑着说：“过去印度学界对郑和的认识只停留在文献记载，现在有了沉船、牵星板和这本日志，所有疑问都解开了。我们应该共同研究这段历史，让亚非海洋的友谊传承下去。”
“海探七号”抵达波斯湾口的忽鲁谟斯——根据《郑和航海图》记载，这里是郑和西洋航线的终点，也是亚非海洋贸易的重要枢纽。程远站在忽鲁谟斯的古港遗址前，手里捧着一块明代的石碑拓片，上面“永乐十五年，郑和抵忽鲁谟斯，赐其国王金印、丝绸”的字样，与《明成祖实录》的记载相互印证。
“忽鲁谟斯是郑和西洋航线的最西端，”林珊展开一张元代至明代的亚非海洋贸易地图，“从南宋的‘西洋’概念雏形，到元代的明确划分，再到郑和将航线延伸至忽鲁谟斯，中国人对亚非海洋的探索，一步一步突破地理限制，最终形成了连接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的庞大海洋贸易网络。”
郑海峰的考古队在忽鲁谟斯的古码头遗址，发现了一块刻有中文和阿拉伯文的双语石碑。中文部分写着“永乐十五年，大明太监郑和率舟师至此，通贸易，结友谊”，阿拉伯文部分则记载了忽鲁谟斯国王接受赏赐、与明朝建立朝贡关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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