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名抗联侦察兵的引领下，我们这支残破的队伍，如同涓涓细流终于汇入大河，跋涉了最后的艰难路程，抵达了隐藏在大山褶皱深处的抗联主力密营。
密营的规模远非炭窑沟临时伤兵站可比。它巧妙地利用山势和密林，搭建起数十座半地下的“地窨子”，炊烟经过特殊处理，散入林间难以察觉。巡逻的战士眼神锐利，装备虽然依旧简陋，却透着久经沙场的沉稳。看到我们这群伤痕累累、几乎不成人形的幸存者，营地瞬间忙碌起来。卫生员带着宝贵的药品赶来，炊事班端来了热腾腾的、虽然依旧稀薄却足以救命的野菜粥。
我和李大姐等重伤员被优先安置在一个相对干燥温暖的地窨子里。真正的卫生员——一位姓张的、戴着破旧眼镜、曾经在城里医院工作过的医生，仔细检查了我的伤口。他清洗了草木灰，重新上药包扎，又给我注射了一针珍贵的消炎针剂。
“伤口感染很严重，但清创及时，意志力也强，命是保住了。”张医生推了推眼镜，语气带着职业性的冷静，却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不过这只胳膊，以后可能会留下残疾，阴雨天会疼，力气也大不如前了。”
能活下来，已是万幸。我感激地点点头。残疾？比起那些永远留在雪地里的同志，这代价微不足道。
李大姐的枪伤也得到了妥善处理。她毕竟是重要干部，刚能下地，就被支队的领导叫去汇报情况。
我躺在铺着干草的地铺上，感受着久违的安全感和药物带来的舒缓，沉沉睡去。这是自研究所爆炸以来，第一个没有枪声、没有冻饿威胁的安稳觉。
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下午。李大姐坐在我旁边，脸色依旧苍白，但精神好了很多。
“支队首长很重视我们带来的情报，”她低声对我说，眼中闪烁着光芒，“特别是关于鬼子地下项目和那个‘怪物’的部分。首长说，这解释了近期鬼子在一些区域的异常调动和封锁，也和我们之前侦察到的一些诡异现象对上了。他们已经派人加紧与后方联系，希望能将情报尽快送出去。”
她顿了顿，语气变得沉重：“但是，主力部队的情况也很困难。鬼子进行了残酷的‘铁壁合围’，我们的补给线几乎被切断，弹药、药品、粮食都极度短缺。最近几次战斗，伤亡很大……我们现在需要休整，也需要寻找机会打破封锁。”
我默默地听着。找到了大部队，并不意味着苦难结束，而是进入了更宏大、也更残酷的斗争漩涡。
接下来的几天，我在密营里慢慢恢复。营地里的生活艰苦而规律。战士们除了警戒和必要的军事训练，大部分时间都在为生存忙碌：修补营房、收集柴火、挖掘可食用的植物根茎、设置陷阱捕捉小动物。粮食是严格配给的，每个人都能分到一点炒面或窝窝头，但远不足以填饱肚子，主要靠野菜汤和稀粥维持。
我胳膊不便，重活干不了，就帮着卫生员照看其他伤员，或者帮着炊事班清洗野菜。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正融入了这个集体。我认识了更多面孔：有沉默寡言、枪法如神的老兵；有满腔热血、总想着打冲锋的年轻战士；有像老蔫叔一样，从各地投奔而来、各有本事的普通百姓。我们分享着有限的食物，也分享着对家乡的思念、对鬼子的仇恨、以及对胜利渺茫却坚定的期盼。
一天傍晚，支队召开了一次全体大会。支队长，一位面容黝黑、目光如炬、名叫杨靖宇的汉子（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位历史书上的英雄），站在一个土坡上，用低沉而有力的声音讲话。他没有回避眼前的困难，详细讲述了敌我力量的悬殊和根据地的艰难处境。但他更多地讲述了全国抗战的形势，讲述了同志们在极端条件下英勇战斗的事迹，讲述了老百姓对我们无声的支持和牺牲。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确很难！吃没吃的，穿没穿的，子弹也快打光了！但是，我们难，鬼子也难！他们占了我们的土地，烧了我们的房子，杀了我们的亲人，他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只要我们坚持住，就像这大山里的松树，冬天再冷，雪再大，根扎得深，就冻不死！春天总会来的！”
他的话语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像火把一样点燃了每个人心中的斗志。台下，战士们紧紧握着手中的武器，眼神坚定，低声附和着：“坚持！抗战到底！”
我看着这一幕，眼眶湿润了。这就是历史的真实，这就是人性的光辉！不是在聚光灯下的慷慨激昂，而是在绝望困境中，由无数普通人的坚韧、牺牲和信念汇聚成的、不可摧毁的力量。
我的异能，在这集体之中，显得如此渺小。我依旧不敢轻易动用，它更像是我与那地底黑暗抗争的一张底牌，一个需要谨慎使用的、代价巨大的工具。我更多依靠的，是和所有战士一样的意志力，和对这片土地、对这些同胞最朴素的情感。
然而，地底的威胁并未因我找到组织而消失。在夜深人静时，我偶尔还能感受到那若有若无的、来自地脉深处的躁动和恶意。守陵人用生命换来的封印修复，只是杯水车薪。我知道，我必须找个合适的时机，将“钥”的秘密和地底的真相，更深入地汇报给支队的领导。但这需要勇气，也需要恰当的时机，毕竟这听起来太过离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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