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猎户木屋的短暂喘息，是命运吝啬的赏赐。压缩饼干很快见底，磺胺粉也用完了，伤口在严寒中愈合得极其缓慢，时常因冻疮而溃烂发痒。我依靠对周围环境的细致观察和守陵人地图上标注的可食用植物点位（她甚至细心地画了一些简易图谱），勉强维持着生命。松子、冻僵的野果、剥开树皮寻找嫩芽，甚至偶尔设下简陋陷阱捕捉到的瘦弱山鼠，都成了续命的粮食。每一次生火都冒着被发现的巨大风险，只能选择最深沉的夜晚，用最干燥的引火物，在屋内最隐蔽的角落快速加热一点雪水或烤熟食物，旋即熄灭。
体内的异能如同风中的残烛，我不敢轻易动用，仅用于在最危急关头辅助逃生或获取难以触及的食物。那种空荡的虚弱感始终如影随形，提醒着我“钥”的力量远未恢复，而地底那黑红色的恶意，虽因距离而感觉模糊，却从未真正消失，像背景噪音般持续压迫着我的神经。
我仔细研读守陵人的笔记，试图从中找到更多关于“源点”、“密道”以及对抗“旧日之影”的线索，但信息终究碎片化。地图上标注的日军据点像毒蛇般盘踞在交通要道，而“门徒会”和“乌鸦”的活动区域则更加隐秘，往往与一些古老传说或异常地貌重合。
我知道，独自躲藏绝非长久之计。我必须找到组织，找到仍在战斗的同志们。守陵人笔记中提到过几个可能的抗联秘密联络点，距离我目前位置最近的一个，在西北方向约三十里外一个叫“炭窑沟”的地方。那里曾经有抗联的后勤基地，但笔记上也标注着“近期情况不明，需极度谨慎”。
三十里山路，对于身体虚弱、补给匮乏的我而言，不啻于一次长征。但这是唯一的希望。
在一个灰蒙蒙的清晨，我用积雪仔细掩盖了木屋内的生活痕迹，将守陵人的地图和笔记用油布包了又包，贴身藏好，踏上了前往炭窑沟的艰险路程。
每一步都踩在及膝的深雪中，体力消耗巨大。寒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单薄的衣物根本无法抵御严寒，我只能不停地活动，防止血液凝固。依靠地图和太阳（当它能偶尔穿透铅灰色云层时）辨别方向，避开大道，专走野兽踩出的小径或干脆自己开辟道路。
途中，我亲眼目睹了日军“归屯并户”政策下的惨状：一个被焚毁的小村落废墟，焦黑的房梁指向天空，雪地里散落着破碎的瓦罐和冻僵的牲畜尸体，却不见一个人影。空气中弥漫着死寂和绝望。我在废墟边缘找到半个冻硬的窝窝头，狼吞虎咽地吃下，心中却充满了悲愤。这就是侵略者带来的“秩序”，这就是同胞们正在承受的苦难。
第三天，我在一处山脊上，远远看到了山下公路上日军的卡车队和巡逻队，钢盔和刺刀在阴沉的天空下反射着冷光。我立刻伏低身体，借助枯草丛的掩护，屏住呼吸，直到车队远去。那种压迫感和仇恨，让我更加坚定了找到队伍的决心。
第四天傍晚，体力几乎耗尽，我蜷缩在一个岩缝里，啃食着最后一点松子，意识因饥饿和寒冷而有些模糊。就在这时，我隐约听到了某种有节奏的、轻微的声音——不是风声，更像是……某种联络的鸟鸣或口哨声，但又带着一丝刻意的不自然。
警惕心立刻提起。我小心地探出头，透过岩缝向外观察。暮色中，看到下方不远处的林间空地上，有两个穿着臃肿、看似普通山民打扮的人，正警惕地四下张望，然后迅速将一些东西埋进雪地里，又做了几个隐蔽的标记。
他们的动作干练，眼神机警，绝非普通百姓。是敌人伪装的侦察兵？还是……自己人？
我不敢贸然相认。守陵人的笔记和之前的经历告诉我，敌特活动猖獗，任何疏忽都可能万劫不复。我悄悄取出怀里那本边缘烧焦的顾婉清日志副本（正本已由老陈他们带走），撕下空白的一角，用烧黑的树枝艰难地写下了几个字：“寻炭窑沟，顾婉清友。”
这是我能想到的最谨慎的试探。如果对方是同志，应该知道顾婉清，至少会有所反应。如果是敌人，这几个字信息有限，我也有机会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和微弱的异能逃脱。
我将纸条小心地塞进一个松塔里，计算好距离和风向，用尽最后一点精神力，发动了异能——将松塔悄无声息地“存”放到了那两人刚刚埋藏东西的地点附近，一个显眼却又不易被路过敌人发现的位置。
做完这一切，我几乎虚脱，赶紧缩回岩缝深处，紧紧握住一根削尖的木棍，心脏狂跳，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那两人很快发现了突然出现的松塔，明显吃了一惊，迅速警戒起来。其中一人小心地捡起松塔，发现了里面的纸条。两人凑在一起低声快速交谈了几句，看不清表情，但似乎没有立刻表现出敌意。
其中一人抬头，朝着我藏身的岩缝方向，用一种特定的节奏，模仿了几声啄木鸟的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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