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征定蜀：诸葛亮的经略与蜀汉国力的恢复
南方已定，以收服孟获为标志，那场延绵三年之久、搅动南中大地的叛乱，终于在蜀汉大军的铁蹄与智慧下基本平息。
诸葛亮在滇池之畔大会诸军，旌旗猎猎，军威赫赫，史书中关于他南征的篇章，也由此翻开了关键的一页。
在四川雅安，有一处孟获城景区，相传这里曾是孟获安营扎寨的地方。遥想当年，孟获在此组织军队，以石头筑墙，垒起坚实的防御工事，还修建了烽火台，那高耸的台垒仿佛仍在诉说着昔日的金戈铁马。
有关“擒孟获”的历史，向来是虚实相间、迷雾重重。在云南等地，也散落着诸多传说中孟获驻军的地点。
而“七擒七纵”这一典故，作为安边的“模范事件”，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史实范畴，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意味，成为蜀汉怀柔南中、稳固边疆的象征。
然而，史书中对于诸葛亮南征行动的直接记载，似乎在此处便暂告一段落。
但当我们深入考究各类史料，便会发现，滇池会师之后，诸葛亮的军事行动并未真正停歇。
《云南志》中有着这样的记载：澜沧江南流入海，气势磅礴。龙尾城西第七驿有一座桥，那便是永昌。
此地两岸高险，江水迅激，奔腾的江水似要将一切阻碍都冲垮。人们横亘大竹索为梁，在竹索之上铺布箦，箦上再实以木板，还以竹屋盖桥，为这险峻之地增添了一丝别样的气息。
那穿索的石孔，据说便是孔明所凿。昔日诸葛征永昌，曾于此筑城。如今，江西山上仍有废城遗迹，古碑犹存，神祠庙也在岁月的洗礼中留存下来，默默见证着当年的风云变幻。
由此可知，诸葛亮曾率军进军永昌，并且留下了城寨、碑刻等诸多遗迹，这些都是他征战的印记。
《旧唐书·南蛮列传》也有相关记载：南诏蛮，本是乌蛮之别种，姓蒙氏。在蛮人的语言里，谓王为“诏”。
他们自言是哀牢之后，世代居住在蒙舍州为渠帅，位于汉永昌故郡东、姚州之西。其先世渠帅有六位，自号“六诏”，兵力相当，各有君长，却无统一的统帅。
蜀时，他们为诸葛亮所征，最终都臣服于蜀汉。
从这些记载可以明确，南诏前身的“六诏”位于永昌郡城东，是被诸葛亮率军征服的。《华阳国志》永昌郡条亦载：
“南中昆明（嶲）沮之，故诸葛亮为其国谱也。”
结合上述诸多史料，诸葛亮兵进永昌一事大略是可信的。
大约是因为此前南征用兵集中于越巂、益州、牂牁三郡，而南诏蛮等永昌郡的少数民族仍未降服，所以诸葛亮取五尺道自滇池进入叶榆（今云南大理），又行永昌道渡澜沧江，一路艰辛，最终到达永昌郡治不韦（今云南保山）。
永昌之役，已是南征的尾声。随着南诏蛮的降服，建兴三年（225）秋，南中大地终于迎来了无战事的和平时光。
南征的大获全胜，意义非凡。它不但宣告了益州内乱的彻底结束，更向天下表明，夷陵之战后蜀汉军事力量的重建工作已基本完成。
当汉东（此处或指蜀汉东部相关势力范围）衰落溃散之时，“亲贤远佞”的孙权也十分识趣地从边界召回了邓辅，并撤销了益州刺史的编制。蜀汉已再次崛起，这一事实，眼下连敌人都不再否认。
对诸葛亮而言，南征的收获远不止于平息叛乱。《华阳国志》记载，诸葛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
青羌聚居于越巂郡一带，他们天生擅长山地作战，在崎岖的山岭间如履平地，素为蜀人所畏。诸葛亮将青羌万余家迁入蜀地，对他们采取士家制管理，若青羌出一兵，蜀汉即可获得万余精锐。
此后，蜀汉北伐曹魏，必须翻越秦岭山脉，山地丘陵作战是难以回避的课题，青羌的加入，如虎添翼，必然会显着提升汉军的战斗力。
不仅如此，诸葛亮还着力提拔南中俊杰之士，像建宁爨习、朱提孟琰，都成为了汉军的得力干将，爨翼孟获家族更是官至御史中丞，执掌朝廷监察大权，充分展现了蜀汉对南中人才的吸纳与重用。
南中地区物产丰饶，越巂郡会无县（今四川会理）及益州郡滇池县、盐良县，皆是富饶之地。
益州郡更有“糓稻、宜麻、蚕桑”，是农业与手工业的兴盛之地，还被誉为“金银宝货之地”“盐、畜产之富”，各类资源应有尽有。到了刘备时期，益州政府对南中赋役甚多，不过多采取羁縻政策，所谓“平常无所供为”，并未真正实现对南中资源的充分掌控。
而诸葛亮通过南征，真正实现了对南中地区的实控，从此便可以充分调动当地丰富的物资与财力，为蜀汉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汉末以来，纷乱不断，豪强势力恶性膨胀，大批编户齐民脱离政府管理，成为豪强大族的依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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