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成离京赴任已经过去了半个月，朝堂上关于他的争论不但没有平息，反而越吵越凶。
这次发难的不是王崇古，是户部左侍郎崔焕。
崔焕五十出头，在户部坐了十五年，从主事一路升到侍郎，最擅长的就是在钱粮数目里找茬。
“陛下。雍州北县令宇文成到任次日，擅免田赋三年，私减商税至一成。田赋是正税，商税是朝廷岁入的大宗。一县擅免，他县效仿，朝廷岁入将亏空几何？”
崔焕把笏板举得很高，声音在太和殿里回荡。
“臣粗略估算，若大炎一千三百县皆效此法，朝廷一年少收田赋不下两千万两，少收商税不下八百万两。合计三千万两的窟窿，拿什么填？此例不可开。开了，朝廷的根基就动了。请陛下明察。”
刘策坐在龙椅上，没有马上说话。
目光在满朝文武脸上扫了一遍，最后落在崔焕身上。
“崔爱卿，你说此例不可开，朕问你，雍州北去年田赋实收多少。”
崔焕愣了一下。
“臣手头没有确切数目，但按在册田亩推算，雍州北在册耕地约三万亩，按亩税一斗算，当收三千石左右。”
“实收呢。”
“实收……臣需查阅户部档案。”
“朕替你查了，雍州北去年田赋实收不到六百石。三万亩地，应收三千石，实收六百石。剩下的两千四百石哪儿去了？是地被黄河淹了，还是人跑了？”
刘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算盘珠子一样落在实处。
“崔爱卿，你刚才说朝廷一年少收两千万两，你是按三万亩地全数征收算的，还是按实收六百石算的？”
崔焕额头渗出了汗。
“按在册田亩算……”
“在册田亩？在册的田亩有多少是实的，有多少是虚的？雍州北在册八百三十二户，实际不到六百户。人跑了，地荒了，你按在册数目算税收，算出来的不是税，是账面上的数字。数字好看，库里空的。”
刘策把御案上的茶盏往旁边推了推，茶盏在案面上发出一声轻响。
“宇文成把税免了，三年之内如果他真能把人引回来、把地种起来，三年之后的税比你现在实收的六百石多得多。你是要账面上的三千石，还是要三年后实打实的三千石？”
崔焕答不上来。
王崇古从队列里站了出来。
“陛下。赋税之事暂且不论。臣今日要弹劾宇文成另一桩，其言。臣收到雍州知州转来的呈报，宇文成在县衙当众说了一句话。他说，州府要税让他们找皇帝要。此言将陛下置于何地？臣以为，非但僭越，实乃大不敬。”
刘策的手指在御案上停了。
“他还说了什么。”
“他还说，皇帝要是问起来，让他看看这地方。看看雍州北，八百多户剩下不到六百，码头没船，铁匠铺没活，城墙垛子塌了没人修。皇帝看了之后要是还觉得该收税，他当场把官印交回去。”
刘策沉默了片刻。
“这话说得难听，但说的是实话。”
“陛下！”
“王爱卿。你知道雍州北的码头为什么没船吗？因为黄河在雍州北那段拐了个大弯，水浅，大船进不来。你知道城墙垛子为什么塌了没人修吗？因为库里只有四十七两银子，修不起。你知道为什么八百多户剩下不到六百吗？因为地种不出粮，码头没活干，人跑了。”
刘策停了停。
太和殿里只有风铃被风吹动的细微声响。
“这些事，雍州知州跟朕说过吗？你王崇古跟朕说过吗？没有人跟朕说过。是宇文成到任第一天，在街上走了一圈，把这些事翻出来的。他把这些事翻出来，不是为了邀功，是为了告诉朕，这地方榨不出油了。榨不出油的地方，硬榨，榨出来的不是油，是血。”
他的声音压低了半分，但每个字都更清晰了。
“他说州府要税让他们找皇帝要，这话说得粗，但粗话里藏着一个道理：皇帝是天下共主，天下哪儿烂了，皇帝该第一个知道。他把烂的地方指给朕看，这不是大不敬，这是大敬。”
朝堂上安静了许久。
吏部尚书周廷辅站了出来。
周廷辅今年六十三，三朝老臣，轻易不开口，开口就是分量。
“陛下，臣有一言。宇文成所行新政，免赋税、减商税、开荒归民，皆是恤民之举。其言虽直，其心可鉴。然臣以为，朝廷论宇文成，不应只论其政，更应论其道。新政是术，道是什么？”
周廷辅停了停，满朝文武都看着他。
“臣听闻宇文成在北大学堂读书时，曾与同窗论及天子与民心之关系。其言曰：天子因德而聚，天子有德，所以聚集了民心，民心抬起了天子。如果有一天天子无德了，民心就会散。民心散了，天子的位置就不配坐了。”
朝堂上起了一阵细微的骚动。
后排几个御史交头接耳，前排的六部尚书没有一个转头，但肩膀都绷紧了。
这句话比免赋税更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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