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公寓时，高桥老太太的梅子罐还摆在玄关柜上，月光透过纱窗在红布绳上织出细碎的网。清禾把松本教授给的传单折成方巾大小，塞进帆布包最里层，那里还躺着半本没看完的《东史郎日记》。
“社团名字叫‘历史认知研究会’，”她翻着手机里的活动预告，屏幕光照亮她眼底的犹豫，“简介里写着‘探讨近现代中日关系的深层脉络’，可底下的评论区有人说，常客里有不少‘日本会议’的成员。”
我想起那个以否认侵略历史闻名的右翼团体，喉结动了动：“要不去了？”
“得去。”清禾突然加快脚步，帆布包上的金属拉链撞出轻响，“上周在NHK的纪录片里，他们采访东京高中生，问‘知道南京事件吗’，三十个人里只有两个说‘好像课本提过’。我们总得知道，他们到底在教下一代什么。”
电车驶过隅田川时，窗外的樱花正落得急。邻座两个穿校服的女生在看漫画，其中一个突然笑出声：“你看这个战犯角色，设定成隐藏的英雄哎，好带感！”另一个翻着书页：“反正都是过去的事了，编得好玩就行。”
清禾的手指猛地攥紧包带，指节泛白。我碰了碰她的手背，摸到一片冰凉——她包里还放着祖父那枚弹壳，锈迹里嵌着七十多年前的硝烟味。
研究会在新宿一栋旧写字楼的七层，电梯门开时就听见争吵声。推开门，三十平米的房间里挤着二十多个人，烟雾缭绕中，穿和服的老太太正用拐杖敲着地板：“我丈夫在满洲当了十年兵，他说那是建设！不是侵略！”
角落里站起来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西装袖口别着早稻田大学的校徽：“铃木奶奶，1938年日本陆军省的《战时经济报告》里写着，从中国东北掠夺的煤炭占日本本土消耗量的64%，这叫建设？”他把一叠复印文件拍在桌上，“这是国立公文书馆的档案，你们自己看！”
清禾拉着我往后排走，经过书架时瞥见上面的书脊——《大东亚战争的真实》《南京事件的虚构性》，最上层摆着本《我的奋斗》日文版。
“这位是宫泽，历史系研究生。”松本教授从烟雾里走出来，给我们介绍那个年轻人，“他父亲是驻上海总领事，却让儿子专门研究战时暴行，有意思吧？”
宫泽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睛亮得惊人：“曹先生看过《拉贝日记》的手稿吗？去年在海德堡大学档案馆发现的增补版，记录了1937年12月17日，日军在安全区抓走137名男性，其中112人再也没回来——这些数字，日本的教科书连零头都不敢写。”
正说着，门被猛地推开，穿藏青色夹克的中年男人闯进来，胸前徽章闪着“大日本爱国党”的字样：“宫泽！又在散播反日言论？”他把一份报纸摔在桌上，头版标题是“日本企业拿下全球53%的半导体专利”，“看看现在的成就！总提那些陈年旧事，不是长他人志气吗？”
宫泽冷笑一声，从抽屉里抽出张照片——1941年的鞍山制铁所，中国劳工被铁链锁在高炉边。“三井物产的财报显示，战时钢铁产量的72%来自这里，用的是中国的铁矿和中国的命。现在新日铁的技术专利，有多少是从那时的掠夺里起步的？”他指着墙上的“经济奇迹”宣传画，“你们敢告诉年轻人，这奇迹的地基是用什么垒的吗？”
争吵声越来越大，穿和服的老太太突然哭起来：“我儿子在自卫队服役，他说教材里写着‘日中战争是为了对抗西方殖民’，你们为什么非要戳破？”
清禾突然开口，声音不大却让房间静了一瞬：“因为我祖父的日记里写着，1937年12月，他在南京看见日军把婴儿扔进开水锅。”她从包里掏出那半本日记，泛黄的纸页在气流中抖动，“这种事，能因为现在的经济成就就变成‘建设’吗？”
男人的脸涨成猪肝色：“那是个别士兵的行为！不能代表国家！”
“个别？”宫泽突然提高音量，投影仪上打出日本陆军省1938年的《战时行动手册》，“第17条：‘对抵抗者可采取包括杀戮在内的必要手段’，第23条：‘物资征集无需考虑当地民生’——这是国家行为！”他调出另一份文件，“东京审判时，盟军检察官提交了284件日军暴行报告，其中有179件来自日本军方自己的档案！”
烟雾里响起打火机的轻响，穿夹克的男人点着烟：“就算是真的，中国不是讲‘以德报怨’吗？为什么非要揪着不放？”
这句话像根针，刺破了房间里紧绷的空气。我看着他胸前的徽章，突然想起上周在靖国神社门口，看见几个穿制服的学生举着横幅：“感谢英灵赐予的繁荣”，而不远处的街角，七十岁的中国老兵正举着“还我公道”的牌子，被警察推搡着。
“下周的会，我们邀请了南京纪念馆的研究员。”松本教授突然开口，把一叠传单分给众人，“宫泽整理了1946年盟军调查团的影像资料，到时候一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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