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云淑也不苛责他,只要求他“安静玩耍,不添乱就好”。
小家伙倒也懂事,大多时候就坐在妈妈身边,玩他的小汽车,或者看着妈妈劳作,偶尔用小手给妈妈扇扇风。
周日,肖正云从县里赶回来,也会加入这场“手工脱粒大战”,一家人一边干活,一边闲聊,倒也别有一番滋味。
交完了玉米的公粮,没歇多久,就到了紧张的双抢时节——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种晚稻很少)。
家庭联产承包后,家家户户都是先顾好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
收割稻子更是争分夺秒,就怕天气突变。一旦遇到连绵阴雨,或者大风把成熟的稻子吹倒伏在水田里,稻谷很快就会发芽、霉变。而粮站是绝对不收这种发芽稻谷的。
那时粮食系统是“铁饭碗”,职工们服务态度差、挑三拣四、压级压价是普遍现象,在群众眼里,跟“活土匪”差不多,但又敢怒不敢言,毕竟公粮必须交到他们手上。
今年是分田到户第一年,文家劳力多,还没分家,体现出了巨大优势。
文大路亲自调度,带领文云仁(暂时放下厂里事务)、文云义以及请来的几个短工,组成“抢收队”,先在文家湾以惊人的速度收割完自家的稻谷,然后集中全部力量,只用两天时间,就把文云淑母子那几块水田的稻谷全部收割、脱粒完毕,运回院子晾晒。
就在文家刚把晒干的稻谷收进仓房的第二天,天空乌云密布,连续三天的中雨倾泻而下。
村里一些动作稍慢,或者劳力不足的人家,稻子还未来得及全部收割,被大风大雨打得倒伏在泥水里,眼看大半年的辛苦就要付诸东流,田埂上传来阵阵哭嚎声。
文云淑抱着肖镇,站在屋檐下,看着外面的雨幕,心中充满了对父兄决策果断的感激,也对那些受灾的乡邻报以深深的同情。土地的馈赠和残酷,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孩子们开学后不久,地里的红薯也该收了。挖完红薯,整理好土地,又要抓紧时间种下冬小麦。
这就是八十年代初,重庆农村一年到头周而复始的主要农事活动,忙碌、艰辛,却也充满了对收获的期盼。
………………
时间临近国庆节。一个周日,肖正云行色匆匆地从县城赶回文家湾,带回来一个至关重要的消息:县里正在酝酿新一轮“严厉打击投机倒把”的行动,风声很紧,据说这次力度会很大。
文云淑心里“咯噔”一下。她的电子表生意,虽然满足了市场需求,赚取了巨额利润,但在政策定性模糊的当时,始终游走在灰色边缘,随时可能被当作“投机倒把”的典型。
她当机立断,立刻通过隐秘渠道,向所有下游代理商发出了“暂时休整,等待通知”的指令,果断停止了业务。
接下来是处理巨额的现金。
她不敢存银行(怕引起注意),和父亲文大路商量后,两人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用厚厚的塑料薄膜将一捆捆钞票层层包裹、扎紧,然后由文大路亲自出手,在老屋一个极其隐蔽的角落,挖坑深埋,做了巧妙的伪装。
这是那个年代许多先富起来的人,处理“不便见光”财富的常见方式。
处理完这些,文云淑做出了一个决定:她要以探亲的名义,带着儿子和二哥文云义,去云南春城探望两年未见的丈夫肖正堂。
一方面确实是思念丈夫,另一方面,也是借此机会暂时离开巴县这个是非之地,避避风头。
一路绿皮火车,摇晃了几天几夜,终于抵达昆明。
然而,运气不佳。部队接待人员非常热情,但告知他们,肖正堂在前不久,已奉命带领他训练了近一年的特种部队,开赴边境执行任务去了,归期未定。
希望落空,文云淑在部队招待所呆了两天,心情复杂。
既有对丈夫安危的担忧,也有对前路的迷茫。
她看着南国与巴县截然不同的风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冒了出来。她与二哥文云义商量:“二哥,既然来了,我们干脆拿着部队开的介绍信,直接去广州看看吧!
都说那边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罗湖的罗家村,培基兄弟家就在那里搞事业,我必须亲眼去看看,心里才能对将来有个数。”
文云义也被妹妹的魄力感染,点头同意。于是,三人拿着盖有部队公章的介绍信(这在那时是极好的通行证),登上了从昆明飞往广州的飞机。
这是文云淑和肖镇第一次坐飞机,对于文云淑来说,她必须亲眼见证那个传说中正在发生巨变的地方,她凭借电子表积累的财富,足以让丈夫将来退伍后衣食无忧,但她想要的,远不止于此。
她需要为家庭,也为她自己,找到一条更宽阔、更稳妥的未来之路。
就在文云淑乘坐的飞机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不久,第三天,肖正堂便带着完成了任务的部队,风尘仆仆地撤回了基地休整。
他与妻儿,就这样在时空交错中,失之交臂。但时代的洪流,已经推着文家的每一个人,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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