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研究所被神秘端掉，如同在冀南日寇的心脏上狠狠剜了一刀。日军高层在震怒和恐惧之余，也开始了更加疯狂的反扑。他们不再仅仅将“幽灵”视为一个需要清除的个体或小团体，而是上升到了“威胁帝国圣战根基的未知存在”的高度。一场针对“幽灵”及其可能关联力量的、代号“拂晓净网”的大规模清剿行动，在极度保密的状态下悄然展开。
这一次，日军改变了策略。他们不再单纯依赖技术装备和大队人马扫荡，而是采取了更为阴险和细致的手段。大批经过特殊训练、精通当地方言和习俗的特务、汉奸，化装成货郎、乞丐、难民甚至风水先生，如同污水般渗透到冀南的村镇、田野。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搜集一切关于“异常现象”、“能人异士”以及抗日武装活动的情报，重点排查近期有无陌生人出现、有无无法解释的事件发生，试图从中找出“幽灵”的蛛丝马迹。
同时，日军在各交通要道、大小路口增设了无数明暗岗哨，严格盘查过往行人，对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企图扼杀游击队的活动空间和信息流通。
一时间，冀南敌后的气氛再次紧张起来。游击队的好几个秘密交通站被迫中断，一些外围关系暴露被捕。龙渊和老周都明显感觉到，行动受到的制约越来越大，与外界的联系也变得困难。
“鬼子这次是下了狠心，要用筛子把咱们根据地筛一遍啊。”老周忧心忡忡地对龙渊和马奎说，“我们的人活动越来越难，很多乡亲也被盯上了，不敢轻易和我们接触。”
马奎烦躁地抓了抓头发：“他娘的，这些狗特务像苍蝇一样，赶不尽杀不绝！真恨不得带人出去跟他们明刀明枪干一场！”
“硬拼不是办法。”龙渊冷静地分析道，“敌人就是想逼我们暴露。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眼睛和耳朵，需要知道这些特务的具体活动规律和据点。”
然而，在敌人如此严密的封锁和渗透下，获取精准的情报变得异常艰难。传统的侦察方式风险极高。
就在龙渊苦思破解之法时，他注意到了身边一些细微的变化。
他隐蔽居住的村庄，是一位名叫赵老栓的堡垒户家中。赵老栓是个沉默寡言的庄稼汉，平时除了种地，就是编些筐篓补贴家用。这几天，龙渊发现，赵老栓出门下地或者去集市卖筐的时间似乎更早了，回来得也更晚了，而且每次回来，看似无意的闲聊中，总会夹杂着一些信息：
“东头王寡妇家昨天去了个收旧家具的，口音不对，在村里转悠了半天，也没见他收到啥东西……”
“村南土地庙后墙，不知道哪个缺德玩意用白灰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圆圈……”
“镇上‘福顺昌’杂货铺新来了个伙计，手脚麻利，就是老爱打听咱这十里八乡有没有啥稀奇事……”
起初，龙渊并未特别在意。但类似的“闲话”，他从不同村民的口中，陆陆续续听到了更多。放羊的娃子会说起在山坡上看到几个生面孔在量地图；河边洗衣的妇人会嘀咕哪个外乡人老在渡口转悠；就连村口晒太阳的老人，也会眯着眼念叨哪个货郎的担子看着轻，不像真做买卖的……
这些零碎、看似无关紧要的信息，起初如同散落的珍珠。但当龙渊静下心来，将它们与老周那边得到的一些有限情报相互印证、拼凑时，一幅关于日伪特务活动网络的、相对清晰的草图，竟然慢慢浮现出来！
龙渊心中豁然开朗！他明白了，这就是人民的力量！鬼子再狡猾，特务再伪装，也逃不过千千万万老百姓雪亮的眼睛！他们或许不懂什么高深的战术，但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将自己看到、听到的“不对劲”传递了出来。
“老周同志，马队长，我们有办法了！”龙渊找到他们，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鬼子想用特务渗透我们，我们就用人民的海洋把他们淹没！”
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不再仅仅依靠专业侦察员，而是广泛发动基本群众，建立一张覆盖整个根据地乃至敌占区边缘的“无形情报网”。利用老百姓日常生产生活的便利，在不引起敌人警觉的前提下，搜集、传递一切可疑的人、事、物的信息。
“但是，怎么传递？怎么保证安全？老百姓大多不识字，而且直接接触太危险。”老周提出了现实的顾虑。
“我们有我们的办法！”这时，赵老栓不知何时走了进来，他搓着粗糙的手，脸上带着庄稼人特有的憨厚与精明，“龙先生，你们文化人有点子，咱们老百姓，也有老百姓的‘路数’。”
在赵老栓和其他几位可靠的堡垒户、村干部的参与下，一套充满民间智慧的、非接触式的信息传递体系被迅速建立起来：
“标记”系统： 在村头大树、路口石碾、破庙墙壁等不起眼的地方，用只有自己人懂的暗号做标记。比如，一个看似随意的柴火捆摆放方式，一块石头的位置移动，墙上一道刻痕的新旧程度，都代表着特定的含义——“此处有可疑人员”、“安全，可通过”、“有狗（特务）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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