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二年年末，杜甫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抵达成都。蜀中战乱较少，时任成都尹的严武是杜甫世交好友，得知杜甫举家逃难而来，处处施以援手，接济粮食、钱财，帮杜甫寻找安身之地。
上元元年，四十九岁的杜甫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修建一间简陋茅屋，这就是后世家喻户晓的杜甫草堂。漂泊十余年，杜甫终于拥有一处真正属于自己的家，这段日子，是他后半生少有的安稳时光。
草堂四周环境清幽，溪水环绕，绿树成荫，杜甫开垦一小块菜地，种植蔬菜，向县令讨要竹子树苗栽种，日常吟诗、散步、与邻里老农闲谈，心境舒缓，诗作也多了几分闲适温柔。《江村》写草堂日常：“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平淡温馨的居家画面，是杜甫颠沛半生难得的温柔写照。
春日春雨落下，万物复苏，他写下《春夜喜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文字柔和治愈；闲暇时拜访武侯祠，感念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写下《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借古人抒发自身报国无门的遗憾。
杜甫身上诙谐乐观的性子，在草堂时期充分展现。隔壁老农时常拉着杜甫到家饮酒，絮絮叨叨诉说家常，杜甫从不厌烦，反倒作诗记录老农淳朴热情；朋友托他寻找特产茯苓，山中茯苓稀少，他写诗打趣友人嗜酒，许诺赠送藤杖搀扶醉酒的友人；狂风刮坏花草，他也提笔自嘲，言语轻松，苦中作乐。
安稳岁月仅仅持续两年，一场秋风击碎草堂宁静。上元二年深秋，狂风呼啸，屋顶茅草被大风卷走，孩童趁机抢走散落茅草，杜甫年老体弱，无力追回，当晚天降大雨，茅屋四处漏雨，全家蜷缩在潮湿冰冷的屋内难以安睡。
自身穷困潦倒、茅屋破败，杜甫却没有只哀叹个人苦难，望着漫天风雨，心中牵挂天下所有流离失所的贫寒读书人，挥笔写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末尾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短短几句，将个人悲欢上升到万民疾苦，“忧国忧民”四个字，在这一刻刻进他的诗文灵魂。
宝应元年，蜀中爆发叛乱，成都陷入动荡，杜甫被迫暂时离开草堂，前往梓州避难。直到广德元年，唐军收复河南河北，安史之乱彻底平定，漂泊八年的杜甫听闻捷报，狂喜难掩，写下生平唯一一首轻快奔放的七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压抑多年的家国悲痛，在胜利消息传来时尽数释放。
广德二年，严武再次出任成都节度使，再三邀请杜甫入幕府任职。为养活家人，五十四岁的杜甫出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杜工部”的称呼便来源于此。幕府公务繁杂，同僚之间矛盾重重，杜甫性格耿直，时常与旁人产生摩擦。一次酒宴之上，杜甫醉酒，当众直言“不谓严挺之有此儿也”，夸赞严武父亲顺带调侃严武，严武当场动怒，二人险些生出嫌隙，多亏旁人调解缓和关系。
短短半年，杜甫厌倦幕府官场束缚，果断辞官，重回浣花溪草堂居住。可好景不长，次年四月，好友严武骤然病逝，蜀中再无依靠，战乱隐患再起，杜甫深知成都难以久留，下定决心离开四川，沿长江向东漂泊，计划返回故乡洛阳。
永泰元年，五十六岁的杜甫携家人乘船离开成都，一路沿长江向东，途经嘉州、渝州、忠州，旅途缓慢，中途杜甫肺病、风湿反复发作，身体日渐衰败。大历元年夏天，杜甫抵达夔州，也就是如今重庆奉节。
夔州都督柏茂琳敬重杜甫才学，对他多有照料，杜甫得以在夔州停留两年，租下东屯公田，置办果园，雇人耕种，生活再度短暂安定。
此时杜甫已近花甲，半生风雨积攒无数心事，过往盛世漫游、长安困顿、战乱流离、草堂岁月一一涌上心头，创作迎来人生最高峰。
短短两年，杜甫在夔州写下四百三十余首诗，占据现存全部诗作三成，格律、意境、思想全部抵达巅峰，七言律诗造诣无人能及。《登高》创作于夔州秋日，“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被后世评为“古今七言律诗第一”，一字一句，道尽晚年漂泊、病痛缠身、家国动荡的万般愁苦。
闲暇之时，杜甫回望一生，写下长篇自传诗《壮游》《昔游》《遣怀》，完整记录从少年到暮年的全部人生轨迹，为后世研究自身生平留下第一手史料；组诗《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借夔州秋景、历史古迹，抒发家国之忧、身世之叹，结构严谨，意境厚重，成为七律联章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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