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车行》写征兵惨剧，“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直白描绘连年征战拆散无数家庭；《丽人行》辛辣讽刺杨氏兄妹骄奢淫逸，字字暗藏批判；《前出塞》《后出塞》反思穷兵黩武带给民间的无尽创伤。这些诗作没有华丽辞藻堆砌，全部源于长安街头亲眼所见，成为最早一批记录大唐社会隐患的文字。
天宝十四载，杜甫四十四岁，困守长安整整十年，朝廷终于授予他一个极小官职——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说白了就是看管兵器仓库的底层小吏，品级低微，与他年少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可此刻家中妻儿常年挨饿，全家依靠他一人支撑，杜甫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份差事。
得到官职后，杜甫第一时间动身前往奉先县探望家人，一路风雪赶路，一路所见百姓饥寒交迫，豪门肆意享乐，心中悲愤堆积，抵达家中，刚进门就听见妻子痛哭哀嚎——他尚在襁褓中的小儿子，活活饿死在家中。
亲眼目睹幼子夭折，杜甫内心的痛苦彻底爆发，挥笔写下千古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撕开开元盛世虚假繁荣的外衣，道尽尖锐的阶级矛盾。十年长安困守，富贵、贫穷、虚伪、苦难全部看遍，曾经意气风发的青年才子，彻底蜕变为心系底层苍生的诗人。
就在杜甫消化丧子之痛、勉强安顿家人时，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起兵造反，安史之乱爆发，盛唐的太平岁月，彻底终结。
安史之乱的战火飞速蔓延，潼关失守，长安沦陷，唐玄宗仓皇出逃蜀地。杜甫带着妻儿跟随难民逃往陕北羌村避难，暂得喘息。不久听闻太子李亨在灵武登基，即唐肃宗，重建朝廷，杜甫燃起报国希望，独自告别家人，动身奔赴灵武投奔新帝。
乱世行路凶险万分，杜甫刚走到半路，就被叛军抓获，押回已经陷落的长安城中，沦为俘虏。叛军知晓他只是无实权的底层小官，没有严加囚禁，却不许离开长安。
整整大半年，杜甫被困满目疮痍的故都，昔日繁华街巷杂草丛生，皇室贵族流离失所，百姓惨遭叛军劫掠屠戮。深夜望月思念羌村妻儿，他写下《月夜》；望着破碎都城春光，满心悲凉，挥笔创作《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短短四十个字，写尽亡国之痛、离别之苦，流传千年。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趁着叛军防守松懈，杜甫冒着被杀的风险，偷偷从长安金光门出逃，一路徒步翻山，衣衫破烂，脚上麻鞋，衣袖磨破露出手肘，千里奔赴凤翔，拜见唐肃宗。肃宗见他忠心冒死来投，授予左拾遗一职，属于谏官，职责是直言规劝帝王、弹劾官员，品级不高，却有直接上书言事的权力。
杜甫本性耿直，眼里容不下官场不公，上任不久就惹下大祸。当时宰相房琯率军平叛兵败，朝中大臣纷纷落井下石，肃宗震怒想要重罚房琯。杜甫认为房琯忠心为国，战败实属战局客观因素，立刻上书极力营救，言辞恳切，极力为房琯辩解。
这番举动彻底惹怒唐肃宗，肃宗认定杜甫结党偏袒，当即下令审讯杜甫，多亏朝中大臣求情，才免去牢狱之灾，但肃宗从此疏远杜甫，不再信任他。当年初秋，朝廷准许杜甫回家探亲，他一路跋涉返回羌村，与分离一年多的妻儿重逢，写下《羌村三首》《北征》，记录乱世普通家庭劫后重逢的心酸与短暂温情。
同年九月，唐军收复长安、洛阳两京，肃宗返回都城，杜甫跟随朝廷重回长安。可朝堂之上排挤不断，皇帝始终记恨他为房琯进言，没过多久，一纸调令下发，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管理地方文书、赋税、祭祀等杂务，彻底远离中央朝堂。
乾元二年春天，杜甫因公事从华州前往洛阳，返程途中亲眼目睹官府强行征兵，战火之下百姓家破人亡，青壮年男子尽数被抓上战场，老人、妇人、孩童无人依靠。一路见闻刺痛内心，他连续写下六首史诗级诗作，合称“三吏三别”：《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石壕吏》中“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直白刻画官吏凶狠、百姓无助；新婚夫妻成婚次日新郎便被抓走；垂暮老人晚年唯一儿子战死，自己还要奔赴沙场；百姓家园被战火摧毁，孤身一人无处可去。六首诗歌以普通百姓视角，完整记录战乱征兵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字字写实，句句泣血，“诗史”二字，在此刻真正名副其实。
华州官职琐碎压抑，官场依旧充斥倾轧，再加上当地饥荒四起，粮食价格飞涨，杜甫微薄俸禄根本养不活全家。乾元二年立秋，四十七岁的杜甫看透官场无望，下定决心辞去官职，不再踏入仕途，携全家老小向西逃难，前往秦州、同谷避祸。
西行之路是杜甫一生最艰苦的一段旅程，群山连绵，道路崎岖，粮食断绝，一家人靠挖野菜、采野果勉强活命。在同谷县，杜甫一家困守荒山，寒冬腊月无棉衣、无存粮，他写下《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记录儿女啼哭、自身病痛、饥寒交迫的绝境。走投无路之下，杜甫听闻蜀中成都相对安定，还有昔日友人在当地为官，便下定决心，翻越崇山峻岭，奔赴四川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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