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一乐的本体静坐于昆仑之巅的秘室之中，周身愿力如海，深邃无垠。此前投入北宋时间线的那个名为“万衍”的意识分身，圆满完成了扭转靖康之耻命运、引导新文明诞生的任务后，正沿着既定的时空轨迹，如同倦鸟归林般，跨越漫长的时间阻隔，返回本体。
匆匆百年，恍如隔世，本体却才过一会儿，这就是时间的伟力吗？
正当万一乐感叹时，他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事发生了……
在那分身意识即将彻底融入本体的刹那，一丝极其细微、几乎无法察觉的波动产生了。
或许是北宋时间线因巨大变革而产生的惯性张力，或许是陈抟《蛰龙睡功》与愿力结合带来的未知干扰，又或许是万一乐自身慈航高阶境界尚未能完全圆融掌控所有时间线分支的微妙差异——那回归的意识流，轻轻擦过了主时间线的壁垒，激起了一缕几乎不可见的“涟漪”。
万一乐本体微微蹙眉，感应到了一丝异常，但那感觉稍纵即逝，如同指尖流沙。他仔细内视，并未发现本体有何不妥，那分身的经历与感悟也已顺利回收融合。
“或许是跨越时空的正常损耗？”他并未深究，继续沉入对愿力星穹的更深层次感悟之中。
他却未曾注意到，在那时间与命运的长河之上，因这一丝细微的涟漪，一条原本几乎与他干预后的北宋时间线并行的、极其微弱的新支流，悄然萌芽、分叉了出去……
这缕支流承载着原本历史中蒙古崛起的巨大业力惯性，开始悄然酝酿。
几乎在同一时刻，万一乐的第二个意识分身，已然遵循着本体的指引，朝着另一个业力深重如血海的时间节点跳跃而去。这个分身，秉承着“衍化万物，弘济众生”之念，自命名为——万弘济。
时空变换，斗转星移。当万弘济的意识再度稳定，感受到的是凛冽干燥的寒风，以及空气中弥漫着的牧草、牲畜和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气息。
他落脚的时间，是公元1204年。此地，是蒙古高原。此时，被称为成吉思汗的铁木真，刚刚彻底击败了最后的强大对手乃蛮部，真正统一了蒙古诸部，成为了这片草原上无可争议的霸主。一颗即将震撼世界、带来无尽杀戮与毁灭的战争机器，刚刚完成了它的最后组装，即将开始它的征服之路。
而在南方，南宋正处于宁宗赵扩在位时期。
权相韩侂胄把持朝政，排斥异己（如朱熹理学被打为“伪学”），朝堂党争激烈。皇帝赵扩相对平庸，大权旁落。
韩侂胄为巩固权位，树立威望，积极筹划北伐金国，史称“开禧北伐”。但军队腐化，战斗力低下，将领缺乏（仅有的善战之将如毕再遇等亦受掣肘），准备极不充分。外交上试图联蒙抗金，但对刚刚统一的蒙古缺乏了解，心存幻想。
经济重心南移完成，江南富庶，但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分化加剧。苛捐杂税繁多，民生日益艰难。临安等大城市歌舞升平，醉生梦死，底层百姓却苦不堪言。
就在万弘济抵达的两年后（1206年），一场仓促的北伐——开禧北伐即将发动，并迅速惨败。失败原因在于：准备不足、军政腐败、用人不当、低估金军以及后方内斗（北伐期间韩侂胄政敌史弥远等发动政变杀韩求和）。此战不仅耗尽南宋国力，更暴露其虚弱，为后续蒙古南侵埋下伏笔。
此时的南宋朝廷，宋宁宗赵扩（1168年-1224年） 正值壮年（36岁），却优柔寡断，缺乏主见，沉溺于书画享乐，朝政大权实际被权相韩侂胄（1152年-1207年） 把持。
而伟大的词人、将领辛弃疾（1140年-1207年） 此时已年过花甲（64岁），闲居在江西铅山乡间，虽仍心系北伐，却已屡受排挤打压，壮志难酬，只能将满腔悲愤与军事韬略寄托于词作之中（如着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即作于1205年北伐前夕），对韩侂胄的贸然用兵深表忧虑却无能为力，距离其悲愤离世仅剩三年时间。
这是一个中枢混乱、英才埋没、危机暗伏的时期。
北方的金国虽已衰落，但相对于南宋仍是庞然大物。
北方金朝，此时在位的是金章宗完颜璟（1168年-1208年）。章宗在位前期曾有过“明昌之治”，但此时金国已由盛转衰。内部政治腐败，黄河屡屡泛滥成灾，财政拮据，猛安谋克制度腐化，军队战斗力下降。虽然面对南宋仍占据优势，但北方新崛起的蒙古已使其感到巨大压力，处于南北夹击的困境之中。
西面的西夏左右逢源，在位的是夏桓宗李纯佑（1177年-1206年）。西夏此时国力已衰，采取附金和宋的政策，勉强维持。但国内党项贵族与皇权矛盾加剧，且即将面临来自成吉思汗铁木真的第一次毁灭性打击（1205年，蒙古首次攻夏），国势岌岌可危。
而最新出现的、也是最危险的敌人——统一的蒙古，正虎视眈眈，南宋却对其可怕的战争潜力和杀戮本性几乎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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