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尚书只言战利,可知抚恤几何?军械损耗几何?大军开拔,沿途州县供应民夫粮秣,又要耗费几何?”户部尚书戴胄站了出来,一脸愁苦,手中捧着一卷账簿,“陛下,去岁渭洛漕运虽通,解了燃眉之急,然国库依旧捉襟见肘!今岁修河、赈灾、官吏俸禄、边军粮饷,处处需钱!若再起大战,臣……臣恐难以为继啊!”他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显然压力巨大。
“戴尚书此言,莫非是要我大唐将士坐视突厥贼子劫掠边民不成?!”又一位年轻气盛的将军怒道。
“非是坐视!乃是以守代攻,坚壁清野!待其疲敝,再行反击!”文官阵营立刻有人反驳。
一时间,殿内唾沫横飞,文臣引经据典,力陈休养生息之必要,武将慷慨激昂,力主乘胜追击之良机。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声浪几乎要掀翻殿顶。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
李世民端坐御案之后,面色沉凝如水。他手中朱笔悬在半空,久久未能落下。眉头越皱越紧,额角青筋隐隐跳动。显然,双方所言皆有道理,却也各有难处。这抉择,关乎国运,重若千钧。
张阿难引着玄渊在偏殿角落一张软榻上悄然落座,奉上清茶,便垂手侍立一旁,眼观鼻,鼻观心,如同泥塑木雕。
玄渊接过茶盏,并未饮用,只是置于膝上。他眼帘微垂,看似闭目养神,实则殿内每一句争论都清晰地落入耳中。心湖之中,却是一片澄澈明镜,映照着这贞观二年的大唐气象。
盛世之基已立,暗流潜涌未平。
朔方城破,梁师都授首,标志着大唐境内最后一支成规模的割据势力烟消云散。中央政权如日中天,政令通达四海,再无掣肘。李世民以其铁腕与胸襟,迅速抚平了玄武门之变的创伤,将秦王府旧部、关陇门阀、山东士族乃至前太子、齐王旧部,都纳入了新的权力框架之中,朝堂之上,虽有派系之争,却无倾覆之危。贞观之治的根基,已然深深扎入这片饱经战火的大地。
然而,这根基尚显稚嫩。关中大旱的余威犹在,河东蝗灾的疮痍未复。国库虽因漕运初通而稍解饥渴,却远未到充盈的地步。戴胄的愁苦,并非作伪。休养生息,劝课农桑,轻徭薄赋,整顿吏治——房玄龄所言,字字句句皆是老成谋国之言。唯有民富,方能国强;唯有仓廪实,方有底气应对四方豺狼。
北疆之外,突厥的威胁却如同悬顶之剑。颉利虽在渭水之盟后威望大跌,内部离心离德,但其控弦之士仍有数十万,铁骑纵横草原的凶悍犹存。侯君集、程咬金等将领的忧虑不无道理。突厥如草原上的饿狼,受伤时最是危险,若不能趁其病要其命,待其舔舐伤口,选出新的狼王,必将卷土重来,给刚刚喘息的北疆带来更大的灾难。李靖、李积这等当世名将陈兵边境,枕戈待旦,求战之心炽热,亦是国之干城,不可轻拂其意。
内需固本,外需靖边。 这看似矛盾的两难,正是贞观二年这位年轻帝王面临的最大考验。文臣武将之争,表面是战与和的策略分歧,实则是国家有限资源如何分配的深刻矛盾。每一步棋,都关乎万千黎民生死,关乎这初生的盛世能否真正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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