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康二年正月,皇帝大赦天下。这时候,他打算立皇后。当时,馆陶公主的母亲华婕妤、淮阳宪王的母亲张婕妤、楚孝王的母亲卫婕妤都很受宠,皇帝原本想立张婕妤为后。但一想到之前霍氏家族曾企图谋害皇太子,犹豫许久后,决定从后宫中挑选没有子嗣且性情谨慎的女子。二月乙丑日,长陵人王婕妤被立为皇后,皇帝让她抚养太子,并封她的父亲王奉光为邛成侯。不过,王皇后并不受宠,很少能见到皇帝。
五月,皇帝下诏说:“刑狱关乎百姓的性命。能让活着的人不抱怨,死去的人不怨恨,这样的官吏才配叫‘文吏’。可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有些官吏用心险恶,歪曲法律条文,判案时轻时重,上报的案情也不属实,朝廷根本没法了解真实情况,百姓还能指望谁主持公道?各地郡守要仔细审查下属官员,绝不能任用这样的人。还有些官吏擅自征发徭役,大肆装饰接待过往官员的馆舍,超规格招待,越权违法只为博取名声,这就好比踩在薄冰上等待太阳出来,能不危险吗?如今天下不少地方遭遇瘟疫,我非常痛心,受灾严重的郡国,今年的租赋就不用交了。”
皇帝还说:“听说古代天子取名字,会用生僻字,这样百姓容易避讳。我以后就改名叫‘询’。”
匈奴的大臣们都认为:“车师土地肥沃,又靠近匈奴。要是被汉朝占了,大量屯田积粮,以后肯定会威胁到我们,这地方必须争过来!”于是,匈奴多次派兵攻打在车师屯田的汉军。郑吉率领渠犁的七千多屯田士兵前去救援,却被匈奴围困。郑吉上书说:“从渠犁往东到玉门关有一千多里,这边的汉军兵力太少,根本没法相互支援,希望能增派屯田士兵。”
皇帝和后将军赵充国等人商议,想着趁匈奴衰弱,出兵攻打匈奴右地,让他们没法再骚扰西域。魏相却上书劝谏:“我听说,拯救乱世、诛灭暴君的军队叫‘义兵’,师出有名才能称王;敌人先侵犯,不得已才反击的叫‘应兵’,这样的军队往往能获胜;因为一点小事就愤怒出兵的叫‘忿兵’,容易失败;贪图别国土地、财宝而发动战争的叫‘贪兵’,必定会被打败;仗着国家强大、人口众多,想在敌人面前耍威风的叫‘骄兵’,最终只会灭亡。这五种情况,不仅是人为因素,也是天道。前些日子,匈奴对我们释放善意,抓到的汉朝百姓都送了回来,也没侵犯边境,虽然在车师屯田的问题上有争执,但不值得大动干戈。如今听说将军们想出兵匈奴,我实在不明白这算哪门子出师之名!现在边疆郡县穷困,百姓父子只能穿羊皮衣,吃野菜野果,连温饱都成问题,根本不适合打仗。而且‘战争过后,必有灾年’,百姓的愁苦之气会破坏阴阳平衡。就算出兵打了胜仗,后面也会有麻烦,说不定还会引发灾害。现在很多郡国守相选拔不严格,社会风气也不好,水旱灾害频繁。今年统计,子弟杀父兄、妻子杀丈夫的案件就有二百二十二起,这可不是小事!朝廷大臣不操心这些,反而想为了一点小事就对远方的匈奴动武,这恐怕就是孔子说的‘我担心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自家的门墙之内’啊!”皇帝听从了魏相的建议,放弃出兵计划。派长罗侯常惠率领张掖、酒泉的骑兵前往车师,把郑吉和他的部下接回渠犁。又把之前在焉耆的车师太子军宿召回来,立他为车师王,还把车师百姓全部迁到渠犁,将车师故地让给了匈奴。任命郑吉为卫司马,负责保护鄯善以西的南道各国。
魏相喜欢研究汉朝以往的典章制度和大臣们提出的好建议,他整理了许多汉朝建立以来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政策,以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的言论,上奏请求推行。他还命令下属官员到各地考察,就算休假回家,返回官府后也要汇报各地的奇闻异事。要是有叛乱、风雨灾害等情况,郡县没有上报,魏相就会主动向皇帝奏明。魏相和御史大夫丙吉齐心协力辅佐朝政,深受皇帝的器重。
丙吉为人十分低调,从不炫耀自己的功劳。自从汉宣帝即位后,丙吉对自己早年照顾宣帝的恩情只字不提,所以朝廷上下都不知道他曾立下过大功。后来,掖庭的宫婢则让自己的丈夫上书,说自己曾有抚育宣帝的功劳。奏章被批给掖庭令去核实,宫婢则在供词中提到丙吉知道实情。掖庭令带着则来到御史府见丙吉,丙吉一眼就认出了她,说道:“你当年照顾皇曾孙时粗心大意,我还因此责罚过你,你哪有什么功劳!只有渭城的胡组、淮阳的郭征卿才是真正有恩的人。”丙吉随后详细上奏了胡组等人共同抚养宣帝的辛苦情形。皇帝下诏寻找胡组、郭征卿,可惜两人都已去世,但他们的子孙都得到了丰厚赏赐。皇帝还下令将则免为平民,赐钱十万。后来,皇帝亲自询问此事,才知道丙吉有大恩却一直守口如瓶,从此对他极为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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