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桂珍一家刚到胡同口，就听见院门口的喧闹声像煮开的水似的冒出来。
半截子墙头上扒着俩半大孩子，张婶正踮着脚朝胡同口望，李叔蹲在门墩上抽旱烟，烟袋锅子“滋滋”冒火星，连隔壁卖糖葫芦的王大爷都收了摊子来凑热闹，手里还攥着根没缠糖的竹签子。
“哎哟！这不是大华嘛！”张婶眼尖，头一个看见走在中间的大华，踩着碎步就迎上来，一把攥住她的手不肯放。
她的手指粗糙得像砂纸，摩挲着大华身上米白色的风衣，“这料子滑溜溜的，比咱二百货卖的的确良还亮堂，得不少钱吧？在美国待几年，真是长洋气了！”
大华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胡同里的土腥味混着邻居们身上的皂角味扑过来，她反倒觉得踏实。
她从随身的小皮包里掏出两盒印着英文的巧克力，撕开包装，往孩子们手里塞：“婶儿，这风衣是打折买的，没花多少钱。”
李叔蹲在门墩上抽烟，笑着说：“听说在美国能赚大钱，大华，给叔说说，美国的月亮真比咱这儿圆？”
大华递过去一块巧克力，“叔，您还拿我逗乐儿呢？月亮哪儿都一样圆，就是美国的房子净是尖顶的，哪有咱这儿的红砖墙暖和，冬天生个煤炉，屋里烘得能穿单衣。”
李叔接过巧克力，捏在手里看了半天，没舍得吃，揣进了棉袄内兜：“听说在美国刷盘子都能赚大钱，大华，给叔说说，那边人是不是顿顿吃面包？”
“哪能啊，”大华手里不停的散着包着锡纸的巧克力，“我跟周明在家也煮玉米糊糊，就是买不着咱这儿的玉米面，得去唐人街排队，贵得很。”
这话一出口，邻居们更热闹了。王大爷凑过来瞅大华的行李箱，问“里头是不是装的全是洋玩意儿”，连墙头上的孩子都嚷嚷着“再给块糖”。
铁道底下的胡同自打解放后就没见过从国外回来的人，大华虽说不是“外宾”，可身上那件挺括的风衣、一口带点绵软的口音，还有兜里掏不完的“洋糖”，都让她成了胡同里的“西洋景”。
直到日头西斜，金红的光斜斜地照在红砖墙上，把人影拉得老长，张婶才拍着大腿说“光顾着唠了，耽误孩子吃饭”，邻居们这才恋恋不舍地散去，走的时候还不忘回头瞅两眼大华的行李箱。
桂珍早就在煤炉上坐了锅，刚进屋就掀了锅盖，一股葱花鸡蛋的香味扑得满屋子都是。
铝锅里卧着俩荷包蛋，蛋黄颤巍巍的，汤面上飘着撒碎的葱花和几滴香油。
大华确实饿了，从早上坐火车到现在，就啃了个干面包。她接过妈递来的粗瓷碗，筷子扒拉着面条往嘴里送，热汤烫得她直吸溜，汤汁顺着嘴角往下淌，像小时候那样。
老吴坐在旁边的小马扎上，看着闺女吃得满脸热气，烟袋锅子捏在手里忘了点。
他忽然想起大华五岁那年，也是这样捧着碗面条，扎着俩羊角辫，辫梢上的红绳随着咀嚼的动作晃悠，吃着吃着就把汤洒在蓝布棉袄上，油渍晕开一大片。
那时候她才到他腰那么高，仰着小脸喊“爸，再给我卧个蛋”，转眼就成了能独自坐飞机跨洋回来的大姑娘，连风衣的肩线都比桂珍的宽。
老吴喉结动了动，伸手想摸闺女的头，手抬到半空又停住，转而拿起桌边的暖壶，给她碗里添了点儿热水：“慢点儿吃，没人跟你抢。”
大华“嗯”了一声，咽下嘴里的面条，抬头冲爸笑，嘴角还沾着点儿面汤。
桂珍赶紧拿过肥皂和毛巾，给她擦了擦嘴角：“多大了还跟个孩子似的。”
她的话里带着嗔怪，眼里却全是软和的笑意。
晚上，大华把行李箱拖到炕边，“哗啦”一声拉开拉链。里面塞得满满当当，连缝隙都用报纸填着。
她一件件往外掏：印着彩色花纹的尼龙袜，一沓沓码得整齐，“妈，这袜子耐穿，比咱这儿的棉袜薄，夏天穿凉快”。
两件米白色的毛衣，针脚打得细密，“这件给爸，这件给您，我在美国晚上没事就织，就是线不如咱这儿的粗，冬天得套在棉袄里头”。
还有一大盒巧克力，包装上印着金发的外国人，“给亲戚家的孩子们分着吃”。
最后她从箱子最底下翻出个棕色的瓷瓶，瓶身上贴着英文标签，“这是给三姥爷的药酒，夏威夷产的，我专门找华人医生问了，治关节疼管用，老年人每天喝一小盅就行”。
桂珍站在旁边，手抚着毛衣的针脚，心里头像揣了个暖炉，腾腾地冒热气。
老夏家往上数三辈，都是土里刨食的农民，别说见欧美人，连县城都没几个人去过。现在她的闺女不仅去了美国，还想着给三爷带药酒，给邻居分糖，这让她在胡同里走路都能挺直腰杆。
桂珍抬头瞅了瞅窗外，墨蓝的夜空里缀着星星，亮得很，她的心气儿就像这夜空似的，没了边际。
转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桂珍就拎着个点心匣子。里面是前儿特意去二百货买的桃酥，用油纸包着，香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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