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五月二日，黄昏。仙霞岭东南前线“鹰愁涧”联军前指，在击退日军海军陆战队新一轮猛攻、硝烟尚未散尽的间隙，迎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访客——“忠义救国军”先头部队派来的秘密使者。这位自称陈明远、身着长衫、形貌儒雅的中年人，被高天亮侦察分队“护送”至指挥部，声称有“要事”面陈宋希濂总指挥。他的到来，如同在联军三面受敌、即将油尽灯枯的绝境中，投入的一颗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是诈降？是缓兵之计？还是绝处逢生的转机？联军高层必须在这炮火连天的背景下，做出瞬间的判断，这判断关乎数千人的生死存亡。
“鹰愁涧”北坡岩洞指挥部内，气氛异常凝重。宋希濂端坐主位，左侧是满身硝烟、虎目圆睁的马富贵旅长，右侧是眉头紧锁、负责记录的李慕华参谋。周明远政委、吴觉农特派员、冯子材副指挥则通过临时架设的战地电话线与会，声音夹杂着电流的杂音。海外侨胞慰问团陈嘉佑先生亦被请来列席。岩洞外，隐约传来的炮声提醒着众人局势的危急。
宋希濂目光锐利地扫过在场每一个人，最后定格在肃立一旁的使者陈明远身上，声音沉稳，不带丝毫感情：“陈先生，山路艰险，战火纷飞，辛苦了。阁下代表‘忠义救国军’而来，有何见教，请直言。”
陈明远拱手施礼，神色从容，目光清澈，不似奸猾之辈：“宋总指挥，各位将军，陈某冒昧前来，实为不忍见抗日力量自相残杀，徒令亲者痛，仇者快！敝军此番奉命前来，上峰确有……确有借贵部与日军鏖战之机，收渔翁之利的意图。然我部刘指挥官（刘子亮）及军中不少袍泽，对此深为不齿！抗日军人间，岂可同室操戈？”
马富贵按捺不住，厉声喝道：“说得好听！既然不齿，为何兵临城下？莫非是看我们快顶不住了，来假惺惺地做好人？”
陈明远面对质问，面无惧色，坦然道：“这位将军快人快语！不错，敝军确已进至黑风口。但刘指挥官已密令前锋停止前进，并派陈某冒险前来，就是为寻一条两全之策！刘指挥官愿与贵部达成三项密约：一、敝军可对外宣称遭遇‘日军顽强抵抗’，停滞不前，为贵部缓解西线压力。二、敝军可秘密提供贵部急需的部分西药、电池等物资，甚至可暗中通报重庆方面对贵部的某些……不利指令。三、若贵部能在此役重创日军，展现出足以自保的强大实力，刘指挥官愿与贵部建立长期秘密联系，互不为敌，乃至在特定情况下，有限度协同抗日。”
电话那头，周明远政委的声音传来，带着深深的警惕：“陈先生，刘指挥官的好意，我们心领。但空口无凭，如何取信？况且，贵军此举，若是重庆方面的诱饵，或是刘指挥官保存实力、坐观成败的权宜之计，我部岂不危矣？”
吴觉农特派员冷静分析：“此事关键，在于刘子亮其人的真实意图和处境。他是否真能控制部队？其与重庆方面的矛盾到了何种程度？若合作，如何确保秘密不被泄露，反遭陷害？”
冯子材副指挥声音带着期盼：“若……若刘指挥官真有心抗日，我等自然欢迎。多一份力量，总好过多一个敌人。只是……风险太大。”
陈嘉佑先生插言道：“若此事为真，实乃民族之幸！若能化干戈为玉帛，甚至携手抗日，必能沉重打击日寇气焰，鼓舞全国民心！”
李慕华低声向宋希濂汇报刚截获的情报：“重庆方面密电‘忠义救国军’，严令其加速前进，‘若宋部抵抗，则坚决消灭之’。但同时，另一渠道显示，刘子亮部与军统直属系统确有矛盾，其部补给常被克扣。”
会议室内争论激烈。信任与否，合作与否，风险与机遇，交织在一起。宋希濂静听各方意见，目光深邃，手指在粗糙的地图桌上轻轻敲击，大脑飞速计算着每一种可能。最终，他抬起手，压下议论，目光直视陈明远，缓缓开口：“陈先生，刘指挥官的深明大义，宋某感佩。但非常时期，需有非常之保证。我有三问，请阁下如实相告：第一，刘指挥官此举，是个人意愿，还是已取得麾下主要军官支持？第二，若合作，如何应对重庆方面的追究？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刘指挥官对当前日寇海陆夹击我部的态势，有何具体建议？若我部决定对当面之敌（日军海军陆战队）实施一次决定性反击，贵部能否在侧翼予以哪怕是最低限度的策应，例如，对空鸣枪，虚张声势？”
陈明远似乎早有准备，从容应答：“宋总指挥所虑极是。第一，刘指挥官已与麾下三位团长达成共识，军中抗日情绪高昂，对摩擦命令抵触甚大。第二，重庆方面，刘指挥官自有应对之策，可推诿于贵部抵抗顽强、地形复杂、日军干扰等。第三，若贵部发动反击，敝军可在西线适当位置进行实弹演习，并‘不慎’炮击日军可能撤退方向之无人区域，制造压力，牵制日军部分注意力。但大规模直接参战，目前尚不可能，请总指挥体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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