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醒了。不是自然醒，是身体各处传来的酸痛感，像无数根细针，硬生生把我从浅薄的睡眠中扎醒。稍微动一下，从肩膀到手臂，从腰背到大腿，尤其是膝盖，都发出无声的抗议，酸胀刺痛，像被拆开重组过一样。
我挣扎着坐起来，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天光，看了看自己摊开的手掌。掌心通红，几处关节甚至有些破皮，是昨天长时间跪地和用力擦拭留下的痕迹。我活动了一下僵硬的手指，关节发出轻微的“咔哒”声。
没有时间自怜自艾。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下床。脚踩在冰冷的地面上，腿一软，差点没站稳。扶着床沿缓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挪到那个小小的洗手池前。用冷水反复拍打脸颊和眼睛，试图驱散浓重的疲惫和因为睡眠不足而浮肿的眼皮。镜子里的脸，苍白得像一张纸，只有眼底那抹青黑，浓得化不开。
换上那套洗得发白的灰色运动装，布料摩擦着皮肤，带来一种粗糙的真实感。我拉开保姆房的门，走了出去。
豪宅里一片死寂，黎明前的黑暗最是深沉。我轻手轻脚地走向厨房，开始准备早餐。动作比平时更慢，更小心，因为每一个伸展都牵扯着酸痛的肌肉。但流程依旧精准无误，煎蛋，烤面包，热牛奶，切水果……像设定好程序的机器，只是这台机器，零件磨损得厉害。
七点半，陆砚深准时出现在餐厅。他换了一身剪裁合体的深色西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脸上看不出任何昨夜的情绪残留，只有一种惯常的、拒人千里的冷峻。他坐下，目光扫过餐桌，没有停留，也没有像昨天那样审视我，仿佛我只是空气。
他沉默地用餐，动作优雅而迅速。我垂手站在角落，低眉顺眼，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餐厅里只有他偶尔刀叉碰到盘子的轻响。这种刻意的忽视，比直接的刁难更让人心里没底。
他很快吃完，用餐巾擦了擦嘴角，站起身。就在我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直接去书房或者出门时，他却停下了脚步，目光终于落到了我身上。
那眼神，很平静，平静得近乎诡异。没有怒火，没有嘲讽，只有一种公事公办的、不容置疑的权威。
“今天把二楼所有房间的窗帘拆下来，”他开口，声音平稳，没有一丝波澜，像是在下达最普通的指令，“手洗。不能用洗衣机。晾干后，原样挂回去。不能有任何褶皱。”
我的心猛地一沉。二楼所有房间的窗帘？那可不是小数目。那些厚重的丝绒、高支高密的提花面料，吸了水之后死沉，手洗？这根本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重体力劳动。而且，“不能有任何褶皱”？这要求近乎变态。
我没说话，只是把头垂得更低了些，表示听见了。
他顿了顿，继续用那种平淡无奇的语调补充，每多说一句，我心里的寒意就加深一分：
“还有，客厅和楼梯间那三盏大型水晶吊灯，积灰了。你搭梯子，一片片擦干净。注意安全，摔坏了，照价赔偿。”
水晶吊灯？那玩意儿结构复杂，水晶片成千上万，擦拭起来极其耗时且危险，通常都是由专业的保洁公司定期清理。他让我一个人做？
“另外，藏书室靠东墙那几排书，有些受潮迹象。全部搬出来，搬到阳光房摊开晾晒。下午太阳落山前，再按照原顺序放回去。一本都不能错。”
搬书？晾晒？再原样放回？藏书室东墙那几排，大多是厚重的精装古籍和大型画册，搬一趟就能要人半条命，还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晾晒和归位……
这三项任务，任何一项单独拎出来，都足以让一个专业的保洁人员忙上一整天。而现在，他轻描淡写地，把它们叠加在一起，丢给了我。这已经超出了“加大工作量”的范畴，这是明晃晃的、不留余地的折磨。
他说完这些，没有再看我一眼，仿佛只是交代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转身，迈着沉稳的步伐离开了餐厅，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原地，手脚冰凉。
我知道，这是他对昨夜我那句回答的报复。一种更阴冷、更持久、也更消耗人的报复。他不打不骂，甚至不再用语言羞辱，而是用这种无穷无尽的、繁重到极点的体力劳动，来一点点磨掉我的精力，我的意志，甚至……我的健康。
过了一会儿，周姨悄悄走了进来，脸上带着担忧。“沈小姐，先生刚才说的……那些活儿，也太多了！这怎么可能做得完？我去跟先生说说……”
“不用了，周姨。”我打断她，声音有些沙哑，但很平静，“我能做完。”
我不能连累周姨。而且，我知道，求情没有任何用处，只会招来更过分的刁难。他铁了心要这样，那我就做。做到我倒下为止。
我没有耽搁，吃完简单的早餐后，立刻开始行动。首先是最耗体力的拆窗帘。我搬来高高的脚凳，仰着头，小心翼翼地拆卸着沉重的窗帘挂钩。灰尘簌簌地落下来，呛得我直咳嗽。手臂举得发酸，肩膀像是要脱臼。拆下来的窗帘堆在地上，像一座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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